说文解字注 kindle 电子书 免费 下载地址

《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以六书理论系统的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不朽之藩。作者为东汉时许慎。许慎予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lOO年)开始创稿，至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成书，历时22年，为其生平精心用意之作。《说文解字》将9353个篆文t根据字形分成540部，分别都居，据形系联，首创了部首检字法；还依据经典，研讨语义，形成了有体系的字义说解，还创立了一套形声系统。书中保存有丰富的古文字资料，时至今日仍是我们注释古籍、探讨古文化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更是古文字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

暂无相关目录，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相关内容，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出版社相关信息，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相关书籍摘录，正在全力查找中！

在线阅读地址：说文解字注在线阅读

在线听书地址：说文解字注在线收听

在线购买地址：说文解字注在线购买

暂无原文赏析，正在全力查找中！

书籍介绍

《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以六书理论系统的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不朽之藩。作者为东汉时许慎。许慎予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lOO年)开始创稿，至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成书，历时22年，为其生平精心用意之作。《说文解字》将9353个篆文t根据字形分成540部，分别都居，据形系联，首创了部首检字法；还依据经典，研讨语义，形成了有体系的字义说解，还创立了一套形声系统。书中保存有丰富的古文字资料，时至今日仍是我们注释古籍、探讨古文化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更是古文字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

• 作者： 烟灰 发布时间：2010-03-03 08:40:42

  爱好汉字的朋友必备

• 作者： Guruthosriel 发布时间：2018-10-14 03:41:01

  買的第一本說文，勘誤有待提高，但翻閱順暢，紀念一下

• 作者： 魔云兽 发布时间：2017-03-01 16:51:04

  太酷了。画得特别酷。故事很好莱坞。看完就一个感觉，当个彻底的坏蛋真是自由啊！但真正的强者还是能进一步克服这样的想法，变成一个公正、强悍、勇猛的大写的人。

• 作者： Rien 发布时间：2014-08-01 11:27:42

  买的盗版的，40块钱两冊。缩印的，还不错

• 作者： 賈飽慾 发布时间：2007-09-20 02:41:02

  挺好看的

• 作者： sera 发布时间：2015-06-29 11:19:54

  翻起来很方便，比较清楚。

• 无力感是普遍的，但是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作者：单读 发布时间：2021-05-29 17:20:31

  

  上周四，单读完成了第二场国际文学圆桌“虚构与非虚构中的中国想象”，邀请英国作家、记者 Poppy Sebag-Montefiore 和法国作家、学者 Sebastian Veg 一起聊了聊疫情之下的工作。虽然两位嘉宾是外国朋友，但这场圆桌全程用中文交流！因为两位嘉宾曾长期在中国生活，不仅会讲中文，如今也在持续地观察、研究和书写中国。Poppy 写的中国观察《触碰》收录在了《单读 26·全球真实故事集》中。

  在本场圆桌中，Poppy 和Sebastian回顾了自己对中国感兴趣的缘起，也聊到疫情对具体生活、工作的影响：Poppy改变了她小说情节的发展方向，Sebastian 则调整了寻找研究资料的方法。除了个人经验之外，两位嘉宾也对国际社会出现的变化和问题发表了看法。最后，Poppy 分享了她正在写作的小说在英国引发的争议，由此展开了这些讨论：个体与民族身份的关系是什么？政治正确的矫枉过正将会造成什么后果？而全球化的未来到底会怎样？

  

  5 月 20 日，单读国际文学圆桌第二场“虚构与非虚构中的中国想象”通过 ZOOM 连线了两位嘉宾。 图中的对谈者分别为 Poppy（右上）、Sebastian（中下）和吴琦（左上）。

  如何恰当地参与公共讨论是很大的挑战

  吴琦：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像这样闲聊了，所以首先很想知道从 2020 年开始到现在，你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上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Poppy：

  变化实在太大了。这一年多在英国的生活比较不自由，因为我们经历了大约三次封锁。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都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但我们政府的应对格外糟糕，所以生活受了非常大的影响。比如我们活动的范围大幅缩减，生活变得特别狭窄；我们只能待在家里，很少见到朋友，失去了很多建立联系的机会；每天只能做一些特别简单的事情，时刻要注意保护身体，保护精神，保护老年人和孩子……

  但是对于我的工作来讲，其实也带来一些新的机会。新冠疫情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我也写了些相关文章。（

  消失的触碰：一位西方记者眼中的中国

  ）但是关于这段时间的文章其实特别难写，因为我不喜欢只写我自己的想法，我喜欢到处走访，听其他人怎么说，看其他人怎么面对这些事情，然而由于疫情的原因，这也很难实现。

  我最近也在写小说，在疫情之前，这部小说的基调是比较悲伤的。但是在疫情期间，我就觉得这样不行，现在这个时期需要更有希望的故事，于是我就放了很多爱情的元素到小说里。这算是疫情给我的生活和工作带来的变化。

  吴琦：所以疫情影响了你小说的故事情节？

  Poppy：

  是的，肯定的。

  Sebastian：

  我个人的生活没有那么大的变化，或许因为我本来就有点“厌世”的倾向。

  当然日常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我觉得很多事情都可以适应。疫情爆发的时候，我在巴黎待了一年，今年 3 月又来了台湾。在这一年当中，我习惯了通过视频跟家人、朋友交流，通过线上教学平台跟学生见面。我认为线上教学带来了新的机会，也有它的好处，我个人并不讨厌它。比如去年和今年都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学生在线上参加我的研究课，他们的加入带来了更丰富的话题和更有深度的讨论。

  但还是会遇到一些让我觉得特别无奈的事情，比如政府的某些决定，或者国际关系的变化。在这种宏观的问题面前，会格外感受到个体的软弱和无力，好像完全没有办法做任何一点有意义的贡献。这种感觉在疫情期间尤为突出。

  

  吴琦：Sebastian 在《单读》上的文章，更详细地展开了刚才他提到的这个情况，就是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其实这可能是一个全球性的感受，不管你在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只要你了解了现在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恐怕都会感受到这种无奈和无力。

  所以我很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基于这样的现实状况，这种无奈感会怎么影响你们接下来的专业工作呢？刚才 Poppy 其实说到了一点，就是疫情影响了她小说故事情节的走向，但这只是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如果更宏观整体地来讲，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怎样去做一个作家、学者、一个专业的文化工作者，或者像二位一样，做一个在不同的文化当中行走的人？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疫情时代的大背景之下，我们每个人还有哪些空间，还有哪些事情是可以做或者应该做的？

  Poppy：

  刚刚说的这种无奈感其实也是一个机会。因为这种无奈感让我们能特别清楚地看到我们不满意的东西，比如我们对政府和社会不满的地方，这些在疫情期间格外凸显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一年我们获得了很多思考相关问题的时间。 比如当我们处于封锁状态的时候，我看到我们街道的工人冒着很大的风险为我们提供了特别多的服务，这很值得尊重。再比如疫情期间政府给发补助，所以我们可以不出去工作，这让我想到在一般状态下，政府是不是也应该为民众提供更多帮助？ 新冠疫情之后，这个世界真的改变了很多，贫富差距变得更大，以前就富有的人现在变得更富有，以前穷的人现在更穷，这种时刻感受到的无奈和无力感是最深重的。但是我仍然把疫情带来的改变视作一个机会，每个人都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回到前疫情时代的生活轨道上重蹈覆辙，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从生活中的小事开始，积极做出一些改变。

  Sebastian：

  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两个层面。一方面是公共讨论变得非常模糊和混乱，很多人站出来提各种各样的意见。我当然赞成言论自由，但是在疫情的状况下，最重要的是专业人士的意见，他们应该在公共讨论中居于核心位置。 我基本上拒绝在公共的论坛上发表自己关于疫情的看法，因为我的研究领域不是疫情相关或者公共卫生。现在在台湾，我又看到法国出现了和疫情初期同样的现象，就是大家都去评论政府做得好或不好。我觉得应该让领域内的专家先进行讨论，每个人当然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不一定每个人都需要不停地发表意见。所以在我看来，如何恰当地参与公共讨论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和挑战。 另一方面，我工作上的一些习惯受疫情影响发生了改变。第一个需要考虑的事是，我的研究生、一些年轻学者，包括我自己，怎么在国际旅行基本取消的情况下，继续做关于中国的研究。因为亚洲，包括中国，跟欧美应对新冠疫情的政策比较不一样，我不认为国际旅行会在短期内恢复，所以怎么去找资料、找书，怎么去跟同事交流，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如果说有一个新来的研究生，希望做一个史料全部在中国国内的论文，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内就不是很可行。 然而这也带来了新的机会，我会鼓励学生考虑中国之外的史料，虽然是做中国研究，也可以去发掘中国之外的资源。多元化的资料可以提供很多新视角，做中国思想史或者做近代史的研究时，也能借此从一个比较广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事实上，中国跟日本、东南亚、印度，甚至跟美国，在历史上都存在着非常丰富的关系，不一定每个题目都需要从中国本地的史料去进入。

  

  中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吴琦：刚刚 Sebastian 已经讲到了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一些很具体的变化。我现在也想很具体地问，最初二位是怎么开始对中国感兴趣的，中国是如何渐渐成为你们的主要研究、写作和观察的对象的呢？我们知道，Poppy 不仅通过非虚构的方式，现在也开始用小说的方式，在描述关于中国的一些事，你为什么会对中国产生这样的兴趣呢？

  Poppy：

  我第一次到中国是很年轻的时候。我们在英国有个习惯，读大学之前可以先“间隔”一年（gap year），很多人选择用这个时间去旅游，但是我就特别想去别的国家看一看，想知道如果不是我们这样，世界还可以是什么样，还有哪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以当时我很想去一个跟英国没什么关系的地方，跟英国的历史完全不同、历史上没怎么受到英国的影响，并且政治体系也完全不一样的地方。而中国满足了上面所有的条件，所以很吸引我。

  其实还有一些很孩子气的想法，比如说去伦敦的唐人街，我看到那边在卖活的螃蟹和鱼，唐人街过年会舞龙等等，这跟我所熟悉的日常是完全不一样的，很新鲜，很有意思，而且我又特别喜欢吃中国菜。选择来中国有一些我深入思考的原因，也有一些非常偶然、非常感性的因素在里面。

  

  刚来中国时，经人介绍，我找了一个在四川成都教英文的工作，当时还有一个英国人跟我一起去的，但是我并不认识他，我们没什么共同点，也没怎么沟通。我去到成都是 1999 年，那时候我 19 岁，当时除了跟我一起去的那个英国人以外，所有人都不会说英语，所以我就必须得学中文，因为我需要跟别人交流，要吃饭，我需要这个语言帮助我的日常生活，学了之后就发现自己特别喜欢它。总之我觉得我的决定很正确，这个世界真的不一样。那时我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天天出去逛，探索这个新世界，每天都充满激情，过得很开心。

  Sebastian：

  我是比较偶然的，没有那么多故事。我的中学是教中文的，在 90 年代的欧洲其实比较罕见，因此我当时有机会学一点点中文，就开始对中文着了迷。后来，我逐渐对中国的语言、文学，还有民国历史，都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觉得这个文化非常迷人。 在研究方面，读博士时，我要决定做中国还是欧洲方面的研究。起初我翻译中文书籍，做中国研究，还带着一点之前做欧洲思想史的习惯。后来我完全转到中国方面，也是因为对这种既存的学术习惯有些不满，学术论文千篇一律，产出的内容高度同质化，比如说做欧洲史的都去写拿破仑，我觉得很没意思。而且，在 20 年前，欧洲针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著作还算比较少，所以当时这个领域非常开放，有很多可能性，可以决定自己想做什么，没有什么潜规则。

  吴琦：刚才两位说的都是很有意思的故事。疫情之后，国家或者地区之间的冲突和分歧变得更加强烈和明显，而两位老师一直在以欧洲的身份来研究中国，这种国家间关系变得更紧张的大背景，会影响你们目前关于中国的研究工作吗？

  Sebastian：

  我觉得近几年一个很大的倾向是这样的：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国家主义”在政府和社会层面都有所发展。作为一个软弱的个体，当然会觉得这成了一个问题。由于疫情的原因，每个国家管控的范围都变得更大，因为国家要守护国境，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等等，这些都会使某些国家的威权主义行为合法化，无论是在欧洲、美国或亚洲都有这种现象，这是一个宏观的整体状况。更详细一点说，在欧洲，民粹主义在社会上的发展比较令人担心，而中国则面临其他的问题。在不同的发展背景之下，很多事情变得很麻烦。

  

  我觉得作为学者，我们没有必要因此改变我们的职业习惯。不是让每个个体适应国家主义或者民粹主义的发展，而是要在保护自己，或者像高行健所说的“自我救赎”的前提下，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习惯做的和觉得应该做的事情。我前几天看了秦晖老师写的一篇文章，说西方国家因为珍惜民主，所以没有能有效地防控疫情的扩散。我觉得这种观点当然有它的价值，秦晖也并不是说希望西方国家放弃民主自由的传统，但是他的这个论点是说，在疫情蔓延的情况下这种传统无法保护国民，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过早的结论，所以我不会这么快就改变自己的看法和习惯。

  Poppy：

  我现在正在做的工作就是帮助更多的英国人建立起对中国的理解。我以前在中国做记者，写新闻报道，因为工作的关系，要看很多政治、经济方面的资料，但是我想要实现跨越国界的交流，是不是不应该仅仅从政治、经济这些宏大的话题切入？能不能以文化为媒介建立起亲密的沟通渠道？有些人对宏观政策上的东西不是很能理解，但是进入一个文化话题就容易得多。所以我的小说里有各种各样的角色，有上层的领导人，也有很底层的老百姓。

  但是现在英国有一个很趣的问题，这个问题跟你刚才说的其实联系在了一起。他们说，因为我是英国人，不是中国人，所以不能写中国人的故事。英国的同事们认为只有当中国人也能写英国人的故事时，我才可以写我的小说。我写这本小说不是为了像新闻报道一样传达一些事实性的内容，而是想要通过小说传达我真正感受到的那种文化的东西，但是他们说我不能这样写，因为我不是中国人。我很想知道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在英国，人们已经长久地忘记了“地球上的所有人类是一个整体”这个观念，其实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特别亲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大家慢慢忘掉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团结起来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而是将人们依据种族和肤色相互隔绝开来。

  人类共同的灾难经验蕴含着新的可能性

  吴琦：Poppy 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所面对的英国出版商或编辑的反馈意见，我们有一个读者对此很感兴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Poppy 在写一个中国人的故事，这个故事没有透露是由一个外国作者所写，故事里基本上都是中国人，Poppy 是用她的观察和视角，写了一个完全的中国人在中国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当中的角色非常丰富，有普通的老百姓，也有政府中的官员，还有一些我们日常当中根本接触不到的领导们，它很全面地展现了一个中国社会的状况。

  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很激动。因为我们在中国国内经常会聊到中国作家或者中国故事在国外、在西方的出版市场上是不是受欢迎、得了什么奖，哪些作家卖得好，或者比如鲁迅被翻译成法文，这对中国人来讲是很重要的新闻，它意味着我们的故事被外部世界看到。但是我很少甚至是第一次听说，有国外的作者完全地进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完全地写作中国的故事，没有任何的国外元素。

  尤其是在国家间的隔绝加重的大背景之下，这样的作品会引起或者刺激很多人去讨论问题，不管他们喜欢或者认同与否。首先这个现象是新的，其次它和我们刚才说的整体的环境变迁有一种很微妙又似乎很必然的联系，所以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Poppy 刚刚提到，在和英国的朋友或编辑的聊天中，她得到了一部分反馈，有声音就觉得不行，我们英国的读者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小说，我们也不能完全理解你在这部小说当中试图完成的工作。所以这可能对 Poppy 自己的写作造成了一些疑问：我这样是不是对的？我还怎么写下去？我怎么样写得更好？更现实的问题就是我写完之后如何发表，会得到什么样的反馈？

  我很高兴 Poppy 跟我们分享这个事，这部作品还在写作和修改当中，目前只有很少的人看到，也没有最后定稿和出版。我不知道 Sebastian 听到 Poppy 写作的这样一个小说，会有兴趣吗？作为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研究者，你对 Poppy 有什么建议吗？

  Sebastian：

  我觉得这种跨文化的写作行为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写作语言不是当地的语言，但创作内容是当地的故事，这个是比较少见。我想在日本有一些这样的尝试，外国人在日本用日文写作一些当地故事，但在中国可能确实还比较少见。

  我能理解 Poppy 感受到的沮丧，这可能也是我们都在面对的“政治正确”的问题。我觉得过度的政治正确也会导致个人的诠释能力和观察能力被遮蔽，其实一个个体并不是完全由所谓的民族和文化背景固定下来的。Poppy 所经历的事情正说明，欧洲和北美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为他人发言，只有当事人的声音才具有合法性，这种矫枉过正也变成了一个问题。

  

  吴琦：很多中国读者都对 Poppy 的小说表示出了兴趣，他们一直在问哪里可以看到。不过现在还看不到，等它出版之后，大家可能得去英文世界当中找。

  我再问一个问题，也简单总结一下。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关于全球化的趋势和潮流，我们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其实都受益于这个全球化的过程，借此去不同的国家生活、体验、恋爱，开展我们的专业工作和研究，并且它成为了我们很长一段时间的关注对象。

  我觉得 Sebastian 刚才那个意见特别准确，我们都很难用单一的民族语言去定义一部作品或一个人。因为除了“中国”或是几个很显著的标签之外，我们肯定还在大量地摄入其他国家的文化、语言甚至他们的新闻，这些都参与塑造了我们今天的性格。疫情之前被认为是挺自然的一件事，在今天却变得很难解释。比如刚才说到的政治正确也好，国际间的冲突也好，甚至有很多人说，这种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是不是必然会带来反全球化或者逆全球化的潮流。所以如果提一个宏观一点的问题，在疫情影响完全过去之后，两位对全球化的过程还持乐观的态度吗？在未来，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和机会呢？

  Sebastian：

  我可以先回答一下，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全能国家”的角色一直在增长，这是毋庸置疑的。国家会拥有很多之前没有的权力，比如封锁边境，不允许非本国的国民进入等等。

  比较让我乐观，可能也是唯一让我保持乐观的事情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大灾难是一个共同的经验，是一个全世界一起度过的难关。在疫情中经历的那些细节，比如通过视频跟朋友聊天，是我们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的。当然在中国时间比较短，但是我相信大家都会一直记得被关在家里的那几个月。要说从这个共同经验中找到某种新的交流方式，或许还为时尚早，但是这毕竟是大家共有的经验，我觉得它蕴含着某种可能性。

  我最近参加了台北的一个国际纪录片节，看到来自北京草场地的作者吴文光和他的团队带来了一个关于疫情的表演和放映。这个作品由 25 个人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完全通过视频一起参加，然后在台北的这个大屏幕上播放。这其实是一个例子，说明大家对疫情有共同的经验，并且能通过这种共同经验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我觉得很有价值。

  

  草场地工作站·吴文光导演

  Poppy：

  我们全世界在共同的历史节点经历了这个大事件，但是每一个人的具体经验都很不一样。我还不知道要怎么用这个共同的经验去建立起全世界范围内的纽带，但这是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

  气候变化也是需要我们全世界联合在一起共同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共同的项目。政界的问题其实特别不稳定，所以我们不应该过多地关注政治。这个线上圆桌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因为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去中国了，5 年前我回到英国生孩子，现在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我也没机会回去。

  下一场单读国际文学圆桌将在

  6月 11日（周五）19:00举行，主题为

  “疫情之下，

  文学实践还有哪些可能”，敬请期待！

• 读后小记

  作者：Jo 发布时间：2009-09-09 11:1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