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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代 -序

――聆听生命不朽的细语

上卷 -生命为什么如此复杂

章 -赞美造化无穷

第二章 -蝴蝶与超弦

第三章 -曼彻斯特与雅典

第四章 -生命是如何开始的？

第五章 -生命为什么如此复杂？

第六章 -生命的是什么？

下卷 -核冬天到又见蝴蝶

第七章 -寻根

第八章 -快即是美

第九章 -太空与科学

第十章 -工程师之梦

第十一章 -权力的平衡

第十二章 -星球大战计划

第十三章 -“理想国”奥地利

第十四章 -骆驼与剑

第十五章 -核冬天

第十六章 -2世纪新科技

第十七章 -又见蝴蝶

”

弗里曼戴森（FreemanJ.Dyson）924年出生于英国，947年至美国康奈尔大学作研究，95年正式居留美国，953年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物理学教授至今。戴森教授不仅是位的理论物理学者，更是一位关心人类命运、向往无限宇宙的睿智哲人。一生优游数学、粒子物理、固态物理、核子工程、生命科学、天文学等领域，志在探索未知的世界。戴森教授早年为量子电力学的巨擘，与诺贝尔物理学奖擦肩而过。956年发表的《自旋波》论文，迄今被引用至少675次，堪称物理学史上的重量级论文之一。戴森教授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服务40年。993年8月号《科学美国人》的一篇专访，称他为“与主流成90°角前进的人”。即便如此，戴森仍获得许多殊荣 伦敦皇家学会休斯奖、德国物理学会普朗克奖、奥本海默纪念奖、海法理工学院的哈维奖等。戴森教授尚著有《宇宙波澜》、《与希望》等书，在科学界与一般读者中都激起极大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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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ures which were unspecialized and opportunistic in their habits had a better chance when Doomsday struck. We humans are perhaps the most unspecialized and the most opportunistic of all existing species. We thrive on ice ages and environmental catastrophes. Comet showers must have been one of the major forces that drove our evolution and made us what we are.

The universe is infinite in all directions, not only above us in the large but also below us in the small. If we start from our human scale of existence and explore the content of the universe further and further, we finally arrive, both in the large and in the small, at misty distances where first our senses and then even our concepts fail us.

The discoveries of recent decades in particle physics have led us to place great emphasis on the concept of broken symmetr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e from its earliest beginnings is regarded as a succession of symmetry-breakings. As it emerges from the moment of creation in the Big Bang, the universe is completely symmetrical and featureless. As it cools to lower and lower temperatures, it breaks one symmetry after another, allowing more and more diversity of structure to come into existence. The phenomenon of life also fits naturally into this picture. Life too is a symmetry-breaking. In the beginning a homogeneous ocean somehow differentiated itself into cells and animalcules, predators and prey. Later on, a homogeneous population of apes differentiated itself into languages and c...

The science of Athens, what Einstein called the ancient dream that pure thought can grasp reality, is then nothing else than the exploration of our remotest past,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on a bolder scale than Proust ever imagined.

书籍介绍

• 作者： Angela 发布时间：2011-06-10 15:49:35

  垃圾文化是我们文明中的渣滓，像电视广告、占星术、老式唱片点唱机和政治宣传；而容忍这些垃圾，是生命最基本的特质。

• 作者： もも 发布时间：2012-02-11 12:14:17

  赞。里面给了很多好书的书目，待有时间M之看之~

• 作者： 蝉 发布时间：2014-04-06 10:39:58

  :

  N11/4849

• 作者： ♨ Scarlet❀ 发布时间：2011-12-10 09:23:37

  很好看，每天念着念着就睡了，然后做关于各种宇宙生命的梦

• 作者： 梦魇马戏团 发布时间：2018-06-26 16:33:49

  形式主义果然是和社会主义先锋派一起应运而生，也一起随之消亡。但真的，这群搞理论的太坏了，受他们影响的艺术家没逃过清洗，他们自己一个个都躲过去了，什克洛夫斯基活到1984年简直是传奇……

• 作者： 橙汁灌黑洞 发布时间：2009-05-01 21:32:51

  部分观点不同意

• 科技书有时间限制

  作者：张书琦 发布时间：2019-08-20 21:20:12

  书毕竟是写得早了，科技发展太快这种科学类的书籍一定慎选，里面都是至少信息的罗列，作家的一篇篇小随记个人感觉有启发的很少。对于神学和科学的一些观点可以接受。没有全部看完，感觉不咋地。仅供参考。书毕竟是写得早了，科技发展太快这种科学类的书籍一定慎选，里面都是至少信息的罗列，作家的一篇篇小随记个人感觉有启发的很少。对于神学和科学的一些观点可以接受。没有全部看完，感觉不咋地。仅供参考。

• 【转】周思成：蒙古帝国的野心与黄金之国日本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12-22 07:45:01

  一、蒙古的野心

  刚刚崛起的元朝，尚与南宋在神州大地上对峙，为何急于出兵日本？研究者多以为是忽必烈为征服南宋而布置的一局大棋。然而，又该如何解释南宋灭亡之后，忽必烈对日本至死不渝的执念呢？

  其实，问题该这样问：忽必烈为何出兵日本、出兵南宋、出兵占城、出兵安南、出兵缅国、出兵爪哇、出兵高丽？一个朝代的正史的《外国传》里，几乎清一色都是被它征伐过的“外国”，这在二十四史中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些国家，后来多数成了明太祖在《祖训》里谆谆嘱咐后世子孙不准瞎碰的“不征之国”。

  答案只有一个：这是蒙古帝国的本性使然。

  游牧民族为什么打仗？首先是为了从定居农业社会获取必要的经济资源，维持本来不太稳定的游牧经济。这样看，蒙古人不过是步匈奴、鲜卑、契丹等民族的后尘。

  其次，也是为了从这种掠夺中收获作为战士的乐趣。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成吉思汗的名言，男子汉最大的乐趣在于：

  镇压叛乱者、战胜敌人，将他们连根铲除，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使他们的已婚妇女号哭、流泪，骑乘他们的后背平滑的骏马，将他们的美貌的后妃的腹部当作睡衣和垫子，注视着她们的玫瑰色的面颊并亲吻着，吮她们的乳头色的甜蜜的嘴唇。（拉施特《史集》）

  或者如法国现代著名思想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说的：

  沙漠或者草原的游牧民族、阿拉伯人或者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在于：战斗是生活当中的自发表达和主要活动。他们为战争而战争。他们攻击定居民族，因为战争是他们的乐趣。

  不过，如果把蒙古帝国的军队视同一群打劫为生的绿林草寇，那是大错特错。他们真的鼓捣出了比这个还复杂一点的东西。当蒙古军队把一个个独立部族或政权的名字从欧亚地图上抹去，把蒙古国家从一个纯粹的草原社会组织转化为一个“农牧复合帝国”后，就出现一种认为蒙古人本就应该征服世界的辩护论思想。一些西方蒙古学家称之为“蒙古帝国观念”（Mongol imperial idea），或者说“蒙古帝国意识形态”。

  二、是“国书”还是“臣服诏书”？

  什么是“蒙古帝国意识形态”？看看蒙古大汗致教皇和法国国王路易的“诏书”就知道了。

  13世纪初，横扫欧亚的蒙古“旋风”让西欧的统治者寝食难安。传说，蒙古部落中还有信奉基督教的“约翰王”。于是，教皇英诺森四世和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等，纷纷向蒙古大汗派出正式或非正式的使节，一方面搜集潜在对手的情报，另一方面试探有没有和蒙古人开展合作、共同对付阿拉伯军队的可能，也好减轻一点十字军诸国的压力。

  1247年，方济各修士柏朗嘉宾历经千辛万苦，不负重任，带回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还有蒙古大汗贵由给教皇的回信。在此节录关键部分以飨读者：

  我们，长生天气力里，

  大兀鲁思之汗

  我们的命令：……

  自日出之处至日落之处，一切土地都已被我降服。谁能违反长生天的命令完成这样的事业呢？现在你应该真心诚意地说：“我愿意降服并为你服役。”你本人，位居一切君主之首，应立即前来为我们服役并侍奉我们！那时我将承认你的降服。

  如果你不遵守长生天的命令，如果你不理睬我的命令，我将认为你是我的敌人。同样地，我将使你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如果你不遵照我的命令行事，其后果只有长生天知道。（道森《出使蒙古记》）

  这封“回信”，或者干脆说，这道“命令”的末尾，还印有大汗玉玺，文字意为“长生天气力里，大蒙古兀鲁思全体之汗圣旨。敕旨所至，臣民敬肃尊奉。”

  贵由回信的内容显然不只让老教皇失望透顶。著名的“卡诺萨之辱”就发生在那个教权尊于王权的中世纪欧洲。说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因为和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起了冲突，被教皇革出教门，只好亲自前往意大利北部的卡诺萨城堡，在教皇下榻处的门外，赤足露顶，冒着漫天飞雪，跪求了三天三夜，才让教皇消气。有人用贵由那般语气训斥养尊处优的教宗大人，大概还是破天荒头一回。读罢这封奇妙的国书，英诺森四世内心深处的憋屈和愤怒，肯定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

  让他感到“安慰”的是，西欧其他君主从蒙古大汗那里收到的，也大都是这种不太客气的命令。大汗蒙哥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信中还来了这么一句：“在天上只有一位永恒的神，在地上只有一位统治者，那就是成吉思汗，神之子。”（拉丁文：In coelo non est nisi unus Dues eternus, super terram non sit nisi unus dominus Chingischan, filii Dei.）素有风度的圣路易，也只能摇摇头，苦笑着把信搁在一旁。连教宗大人都吃了个哑巴亏，他还有什么好说的？

  柏朗嘉宾，就是那个带回贵由回信的修士，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成吉思汗曾经颁布了两条法令，任何蒙古人不得违反，其中一条就是：“他们要使全世界降服，决不同任何民族讲和，除非这些民族首先向他们投降。”（道森《出使蒙古记》）

  几乎毫无妥协余地的“要么归顺，要么开战并被征服”，就是蒙古帝国对外征服精神的本质特征。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从前近代的国际关系角度，对这些“诏书”作了非常中肯的解说：

  神的旨意（Order of God）要求成吉思汗统治世界……蒙古帝国——依据它的自我诠释——并非是世界上诸国（states）林立格局中的一国，而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帝国”（拉丁文：imperium mundi in statu nascendi）。众多领土、君王和人民也许事实上（de facto）在蒙古军事和财政管理所及的范围之外，但是他们在法理上（de jure）是这个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帝国潜在的组成部分。一旦帝国的权力事实上扩张了，那么法理上的潜在组成部分就应该被转化为事实上的组成部分。

  ……世界帝国之主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大汗权力一旦与其他君王的权力发生接触，在任何情形下，一开始都不存在法理上的和平状态，例如互相承认领土和权力，也不存在法理上的战争状态。与蒙古帝国最初接触时，异国权力要么进入臣服关系，成为蒙古人的附庸……如果拒绝服从，那就等于是叛变（rebel）。由于后一种选择而招致的暴力行为不是战争，而是（从法律上说）一种讨伐，是得到神意支持的。

  作为从小就在“黄金家族”中长大的“皇三代”，忽必烈正是在这种一往无前的征服者思维哺育下成长的。读读他给“日本国王”的两道诏书，比起贵由和蒙哥来，语气虽然还算客气，却毫无转圜余地。第一道诏书中这样写道：

  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心，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第二道诏书中有这样的内容：

  日本素号知礼之国，王之君臣宁肯漫为弗思之事乎！近已灭林衍，复旧王位，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秘书监赵良弼充国信使，持书以往。如即发使与之偕来，亲仁善邻，国之美事。其或犹豫以至用兵，夫谁所乐为也，王其审图之。

  传统中国的君主，不会以这样的姿态给外国写信。对他们来说，不遣使，不来朝？无妨！蕞尔岛夷，僻居海上，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煌煌盛会，何时在意缺了个什么倭国的代表？“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汉书·匈奴传》）“来者不拒，去者不追”（钱时《两汉笔记》卷9），置之化外，足矣！

  元朝不一样。在20世纪初新发现的《异国出契》中，还有一件1269年（至元六年）大蒙古国中书省给“日本国王”的牒文，其中就说得比较露骨了。牒文要求日本像高丽一样，“尽畏天事大之礼”，并且保证给予高丽国同等地位，否则就要：

  天威赫怒，命将出师，战舸万艘，径压王城，则将有噬脐无及之悔矣。

  现代学者喜欢争论：忽必烈诏书里“以至用兵，夫孰所好”这些话，究竟有没有武力威胁的意思，还是真心要和日本和平建交？看到这里，不难发现答案很简单。“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说得很玄，其实是个简单的成本费用计算问题。石器时代的原始人，只要光凭虚声恫吓，就能从软弱的对手那里敲诈来自己想吃的果子，而用不着拼老命出动脚底那把无比笨重的石斧头，也会优先选择前一策略。

  对忽必烈来说，也是一样。他打算敲诈果子的态度始终如一，而传统的中华帝国，一味装作看不上这些果子。这才是关键所在。忽必烈那些诏书，外表一派中华气象，骨子里无非是蒙古式“臣服命令”。试问，以“用兵”来要挟日本“畏天事大”和大汗贵由要求西欧诸国“为我们服役并侍奉我们”，“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和“如果你不理睬我的命令，我将认为你是我的敌人”之间，有什么本质区别呢？就好像楚将子玉向晋文公请战：“请与君之士戏”；曹操跟孙权说：“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这些外交辞令，显然都不能够按字面意思去理解。

  忽必烈也发现，在别人的地盘上用别人的话语和规则，来玩这套外交游戏，自己远不如唐宗宋祖。那几道语气诡异、让后世学者揣摩不透的谕日本诏书，好比一个西洋拳击手改打太极，总觉得招式软绵绵的，况且几拳出去，连一点效果都没有，还是老老实实做回蒙古大汗，手握“上帝之鞭”来得快活自在。

  三、“合法性欠缺综合征”

  除“蒙古帝国意识形态”外，还有一个深层动机，促使忽必烈出兵日本，我们称之为“合法化饥渴”或者“合法性欠缺综合征”。这是几乎困扰忽必烈一生的顽疾。

  不错，蒙哥战殁四川而引发的皇位争夺，最终胜出的人是忽必烈。比起蒙古帝国的“前四汗”，新生的忽必烈王朝最大的两个软肋，就是“得国不正”和“推行汉法等于背离草原传统”。我们只需要摘引一段美国蒙古学家罗沙比的评语，就足以说明忽必烈当时的心理状态：

  和他的前辈一样，忽必烈清楚地知道，他必须继续坚持领土扩张的政策。因此，他的军事机器一直保持着临战状态。在蒙古人眼中，作为统治者，他的成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够为他的帝国增加多少财富、人口和疆域。同样，汉人的思想观念认为，一个好君主的贤德及其国度的荣耀会吸引外国人来朝，并服膺于华夏文明。为了提高他作为蒙古人和汉人世界统治者的权威性，忽必烈必须采取一种果断的、进取性的甚至进攻性的对外政策。此外，对忽必烈夺取汗位的质疑，也迫使他必须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平息对他统治权力的任何疑问。既然他曾受到自己亲兄弟的挑战，那么肯定还会有人质疑他是否有资格担当蒙古帝国的统治者。对他来说，堵塞质疑之口的最好方法，莫过于把更多版图纳入蒙古的政治控制之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

  1271年，当57岁的老皇帝忽必烈，志得意满，举目四顾，正要感慨时无英雄、对手难觅的寂寞时——虽然南宋尚未降伏，他打心底里瞧不起南宋朝廷那一帮君臣，或许贾似道和文天祥除外——一个不怎么和谐的声音，传到了他的耳朵里。《元史》里有一篇元代西夏人的传记，里面说，正在这个当儿，“西北藩王遣使入朝”。这个“西北藩王”或许是对忽必烈早就心怀不满的窝阔台、察合台后王，或许是忽必烈的亲弟弟、已经在伊朗“自帝一方”的旭烈兀，又或许是金帐汗国的蒙哥帖木儿汗。总之，来朝的使节似乎非常忠实地转达了他们的质问：

  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元史·高智耀传》

  直到这时，忽必烈才猛然记起，原来蒙古国家是个“家产制”的东西；换句话说，是“哥哥兄弟每商量定，取天下了呵，各分土地，共享富贵”的生意（《元典章》卷9《吏部三·投下》“改正投下达鲁花赤”）。如今天下还未打下来，他搞的那套“仪文制度，遵用汉法”，或许可以安抚乃至激励亡金统治区的那些汉人，但草原上的哥哥弟弟、叔叔伯伯，未见得肯服气。其实，蒙古大帝国传到成吉思汗的子孙辈手里，越来越像一个家族成员合伙成立的股份公司，大汗就好像董事长兼任首席执行官（CEO），不该消极无为、坐吃山空，而是有义务把家族生意做大做强。所以，每任大汗登基，必发动一轮新的对外征服战争，以示威武不输先皇，红利人人有份。忽必烈自然也躲不过这一轮“任职考核”。

  大元帝国的触须还可向何方伸展？南宋前线已呈胶着状态，再往南，安南、占城、缅国和爪哇，现在还鞭长莫及，西面和北面，是左右手蒙古宗王的传统势力范围。老实说，忽必烈的选择余地实在不大，答案呼之欲出：对日本动手，可以说是一石二鸟。就算不能完全征服日本，在东亚地区故意制造紧张对抗态势，也方便忽必烈把高丽更紧密地绑在自己的战车上。

  现在，这个现成答案，需要有人来告诉忽必烈。据说，这个主动为忽必烈分忧的人，是一个叫赵彝的高丽人。《元史·日本传》载：

  元世祖之至元二年，以高丽人赵彝等言日本国可通，择可奉使者。

  赵彝在《高丽史》中被归入了《叛逆传》。《高丽史》说他原名“赵蔺如”，曾经当过和尚，后来还在高丽考上了进士，看来也小有才气。他“叛逃”元朝后，外号叫“秀才”，“能解诸国语，出入帝所”。从赵秀才通晓多国外语，而且经常有见到忽必烈的机会这两点看，这个高丽人大概是忽必烈身边的一个“怯薛”人员。“怯薛”本来是成吉思汗组建的中央禁卫军，在元朝逐渐蜕变成一个为皇室服役的机构。“怯薛”人员往往可以越过正规的政务机关，“乘间进说”，干预国家大事。从窝阔台时代开始，就有高丽降人投充“怯薛”。其实，赵彝大概不过是给忽必烈出出主意，让他通过高丽给日本施压，结果搞得高丽长年鸡犬不宁，被后世的朝鲜史家写入《叛逆传》，也是咎由自取。

  四、遍地黄金宝珠的“Zipangu”

  除了从高丽奴才那里了解到日本和高丽隔海相望，在决策遣使日本前，这个国家在忽必烈以及元朝朝野上下的心目中，究竟是个什么形象呢？这个问题不好回答，笔者姑且一试。

  研究者相信，著名的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也做过忽必烈身边的一个“怯薛”，忽必烈经常派他出使中国各地，甚至南海诸国。忽必烈有个小爱好，每当去各地出差的使臣回朝，他都要向他们打听一些当地的“人情风俗”；马可·波罗就非常善于搜集这类奇闻逸事，所以尤其得宠。（《马可波罗行纪》第15—16章）在《马可波罗行纪》中，有一段关于“Zipangu”岛屿的描述。一般认为，“Zipangu”就是“日本国”：

  日本国是一岛，在东方大海中，距陆一千五百哩。其岛甚大，居民是偶像教徒，而自治其国。据有黄金，其数无限，盖其所属诸岛有金，而地距陆甚远，商人鲜至，所以金多无量，而不知何用。

  此岛君主宫上有一伟大奇迹……其顶皆用精金为之……复次宫廷房室地铺金砖，以代石板，一切窗栊亦用精金，由是此宫之富无限，言之无人能信。

  有红鹧鸪甚多而其味甚美。亦饶有宝石、珍珠，珠色如蔷薇，甚美而价甚巨，珠大而圆，与白珠之价等重。忽必烈汗闻此岛广有财富，谋取之。

  马可·波罗肯定未到过日本，并且他进入元代中国是1275年（至元十二年），也就是战争开打以后。不过，他的这段描述，大概得自当时亚欧大陆商贸圈中广泛流传的对日本物产的模糊印象。我们将之看作当时欧亚大陆（包括元朝）对岛国日本的想象，大抵不致错谬过甚。

  这段描述有吸引蒙古人的地方吗？显然是有的。蒙古统治阶级大概不会关心“红鹧鸪”比起塞北八珍中的“天鹅炙”是不是更美味。但是，黄金和珍珠，这两样可是蒙古帝国内最受追捧的支付手段、流通手段和奢侈消费品。

  黄金这种流行欧亚的硬通货，自不必言。珍珠是蒙古人用来装饰妇女头戴的“罟罟冠”、礼服乃至军官虎符、圣旨诏书的主要奢侈品。蒙古贵族喜爱珍珠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呢？

  有个叫尚文的汉人，在河南行省做官的时候，恰巧遇上有西域商人进献珍宝，售价“六十万锭”，他的上司，某“省臣平章”（蒙古人）面有得色地向他夸耀：“这个见过没？这叫押忽大珠，卖六十万，不贵！”六十万锭是个什么概念呢？大概是元朝前期平均一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这颗大珠有没有卖到六十万锭，我们不知道。不过，对于如此珍宝，当时一座官员都传看把玩，爱不释手。尚文非常瞧不起，勉强问了一声：“这玩意有啥用？”上司回答：“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看来是养生美容，效果俱佳。尚文只好发了一通“对天下百姓来说，粮食才是宝贝”云云的牢骚（《元史·尚文传》）。

  或许，除了“蒙古帝国意识形态”和“合法化饥渴”，传说中的“黄金之国”和蔷薇珍珠，也是忽必烈决定不计代价逼迫日本臣服的理由之一吧。

  除了《马可波罗行纪》外，元朝后来纠集文化精英编修的《宋史》中的《日本传》，也或多或少反映了当时人对日本的贫乏和碎片化印象。

  这篇《日本传》三分之二的内容，居然是距元朝两百多年前一个日本僧人来华的相关事迹，节录了他带来的一些日本国情资料。这个僧人叫奝然，984年（宋太宗雍熙元年）带着5名弟子来华，请走了一些佛经和佛像，带来了两种介绍日本国情和地理的资料，即《王年代记》和《职员令》。

  这两种资料让中国官修正史的《日本传》走出了依靠传说的时代，十分重要。然而，就拿《日本传》节录的六十四世天皇来说，最后一位，才数到969年至984年在位的圆融天皇。13世纪的元朝人看这些，应该类似今天我们看18世纪德川幕府的历史一样，充其量不过是学者专家案头的消遣，有什么实际作用？

  信息更新不及时也就罢了，奝然和尚的文字，又往往带有强烈的文学意味和个人体验色彩。他说，来的时候是“附商船之离岸，期魏阙于生涯，望落日而西行，十万里之波涛难尽；顾信风而东别，数千重之山岳易过”，又说回去的时候是“季夏解台州之缆，孟秋达本国之郊”。不辨航路与季风的古代书生看到这些，自然如堕五里雾中。宋元之交的大学者马端临——可算忽必烈的同时代人——就曾抱怨，那些个路途道里的记载，一会“何其远也”，一会“又何其近也”，让人搞不清楚。

  马端临撰写的《文献通考》，成书于1307年（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其中的《四裔考》也有一篇日本的介绍，无非也是抄撮历代正史的《倭国传》和《日本传》而成。读来读去，普通人怎么也没法把上面这些文字记录，同现代的民族史学叙述呈现的镰仓日本联系起来。

  读史者看到这里，不禁要感慨，一场太平洋战争下来，美国涌现了多少在日本研究领域开风气之先的“日本通”，包括国人熟悉的写《菊与刀》的本尼迪克特。而元世祖与日本两次大战，死伤十几万人，居然未能换来同时代绝大多数人对于日本的一点新认识，怪哉，怪哉！

  倒也无须苛责古人。当时生活在元朝疆域内的绝大多数人都没出过国、留过洋，既没有今日的高校和公共图书馆可资利用，也不能便利地在线搜索百度、谷歌、维基百科等等，更没有什么人甘愿舍弃“四书五经”中的“黄金屋”“颜如玉”，专门搜集国外的情报资料。直到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叙》中还在批评：

  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议论也者，可不谓狭隘欤！

  笔者这里之所以仿效今天时髦的形象学和传媒学，研究一点忽必烈时代的日本印象，也想说明一点：忽必烈打算对日本出手的时候，面对着的实在是他并不怎么了解的一个对手，即便这种信息匮乏因为后来多次遣使日本，有些许改善，仍然远远不够。这对于两次远征和孤悬海外的十几万元朝官兵来说，可是致命的错误。

  本文选自《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周思成 著，汉唐阳光 |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