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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溜溜 发布时间：2011-09-04 23:17:30

  作孽，加本考试大纲就能在大学开课了！作者讲了一本书，最后得出的结果是：私有化并不一定能省钱……

• 作者： Chrisvana 发布时间：2013-08-26 20:18:19

  推荐买，推荐读，但只相当于看看猪怎么跑，离吃猪肉远着呢。。。

• 作者： Glânfaloth 发布时间：2019-05-25 23:47:59

  GRE數學真是侮辱智商。。。看完了附錄而已

• 作者： eugene 发布时间：2023-07-03 08:02:52

  2023.07 区图书馆借阅。周末蓝球课等待中大概4次看完。

  介绍无人机的基础知识。故事一般

• 作者： 员外 发布时间：2019-11-14 22:27:48

  开始实践十天十分钟，才发现几分钟的时间里居然会有那么多的念头肆意飘过，精力都被大脑空转耗掉了。

• 作者： 没事找事君 发布时间：2011-08-26 08:01:38

  倒是一般

• 巅峰绝响蒲留仙

  作者：赵松 发布时间：2016-07-04 00:06:27

• 词语的肉身 读书笔记

  作者：一瓢道人 发布时间：2021-06-09 19:21:38

  第一章 从华兹华斯到曼德尔斯塔姆： 自 由的转输 ／ 15

  三种在浪漫时期确定的文类：戏剧体，叙事体和抒情体。

  被再现者的本性是思索再现的人物的特质，史诗虚假地再现诸神，悲剧表现被激情撕裂的英雄。

  言述：

  悲剧充斥着欺骗性的模仿，它将自己的话语授予舞台上的人物；酒神曲包含着纯粹假想但并非欺骗的叙述，而模仿与叙述的混合则为史诗所特有，在史诗中，诗人有时以他自己的名义讲故事，有时模仿他的人物言语。17

  柏拉图式的概念化思考，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忠告，即：纯粹的诗是不存在的。诗歌是一种创作寓言的艺术，这些艺术再现了性格并作用于性格，因此，诗歌属于一种感性的政治体验：属于城邦法则，不仅是具有支配性的法律，还包括被传唱的歌谣公民气质，不仅是他们的性格，还包括他们的性情之间的关联。从一开始诗就是政治的，它之所以具有这样的性质，是由于两个元素的结合，一个是一定的人格类型——他是否应该被模仿，另一个是一定的言述立场，他能否适应城邦自身必有的声调。18

  诗的地位问题，首先不是文类划分的问题，它依赖于以下两种方式的结合，一是言谈方式，一种设置或取消诗人之我的方式，二是与人得体的再现或非再现的方式。18

  那么为什么抒情诗不必列入这一图式？

  诗歌等于言说加再现，但是抒情诗是非再现性的，因为他没有设置也没有隐藏诗人主体与诗作主体之间的距离。

  为什么现代性会再次提出抒情问题？并最终为它发明了一个谱系，一方面，现代诗歌完全投注于非再现性的诗歌所拥有的那个空虚的位置，因此，面对再现言说的扭结所生成的哲学政治的控制，现代诗歌挑战一切，效忠于这一控制的行为，但是这种对立倾向可能抵消另一种政治隶属关系。

  现代抒情首先不是自我的经验，或对自然或感性的发现，而是新型的感性的政治经验或政治的感性经验。19

  现代抒情革命并不是一种体验自我本身的方，不是体验内在生活深处的方式，或者，从反面来说，不是将内在生活沉没于自然深处的方式。它首先是一种特殊的言述样式，一种为伴和其言说的方式，一种将言说布展于知觉空间的方式，一种赋予要言说行进、旅行、泅渡的步调的方式。

  19-20

  因此，这种诗歌一政治关系的基轴并不在于言述的“真理”对被再现之物“品质”的依赖，而在于表现(pres etalon)的方式，在于言述使自身在场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中，言述强调的是对感性中的直接涵义( significance)的认知。

  抒情是一种感性的政治经验，也是一种论辩经验，这一经验具有双重意义。首先，抒情是一种书写形式，它知道它必须面对关于政治的感性书写，必须面对政治在感性表现的秩序中可直接构成形象的性质，因此它面临着某种政治性的转输( transport)并且不得不背弃之。现代诗歌革命检验着它与政治转输之间的同源关系，体验着必然的偏至所带来的张力。对于使词语与事物分离又将之统一起来的交界线，现代诗歌革命检验着重新切分、重新绘制它的必要性。诗歌具有抵抗的功能，就此而言，在已有的表达中，上述内容无疑是核心的部分，尤其是在东欧。而无论是革命的政治的斗争，还是反革命的政治的斗争，抒情革命同它们之间都有一种必然而又脆弱的同源关系，同时，它又在努力解除这一关系。

  但或许，现代抒情作品一一这是“论辩”的第二个方面一一只有忘记使之可能的具有隐喻意味的穿越( traversee)，才能实现其行进的纯粹性。我、词语与事物通过抒情幸运地相遇，其前提条件是一次预先的旅行，一次承认的旅行，一次确保承认具有可能性的旅行。

  22

  现代审美革命，……它抛弃了模仿，取消了美的理型与感性景观之间的距离；28

  抒情的证言重新发明了史诗体，《恰尔德·哈罗德游记》

  一方面它第一次实现了书写的页面和旅行的空间之间的同一，但同时另一方面，它暴露了抒情的“我”所采用的诡计。36

  诗的政治就是这二者的同一性:它既要驱除为艺术而艺术的幻象，也要驱除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艺术的幻象。52

  国家尤其需要把新生活的意象贴在其自身的躯体上。因此它才呼唤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发挥他的想象力。国家需要文化，因为它需要赋自身以血肉、形式、色彩和性别。以它自己的方式，它感受到了诗人所肯定的东西:它需要历史地生存。不过，若要历史地生存，人们就必须拥有彼此之间都相对自由的词语和事物。对此，革命国家什么都不想知道。它并不拥有时间。它用它所继承的世纪一一一个佛教世纪的方式，将历史构想为对于时间和死亡的抵御。它需要迅速拥有词语与意象，通过它们来赋予自身以机体，来使自身变成感性的并保护自身。国家吁求同时又吞噬着文化和艺术所拥有的词语和意象，从而保护自身以免吞没时间。这一对“文化”的欲求同“反语文学的热望”形成了一种共谋关系，象征主义实践就在这种关系中终结了。国家把自身变成了吞噬词语的巨妖。与此密不可分，诗人的任务就是保护国家，免得它承受贪食症所带来的后果

  对于词语的生活来说，一个英雄时代已经开始了。词语是血肉与面包。它分享着面包与血肉的命运:苦难。人民是饥渴的。国家更饥渴。但是还有一个更为饥渴的东西:时间。时间想要吞噬国家。

  国家在寻找诗人，以求获得诗人所看护的词语，而诗人将要维护他自身作为英雄、作为圣体的使命，为此，他将词语奉献于那个想要吞噬国家并使国家也变为吞噬者的恶魔:时间。

  49

  词语不是通过描写获得它们的力量的：而是通过命名，通过召唤，通过命令，通过谋划，通过引诱，它们才切入实存之物的自然性，才将人类安置在他们的道路上，把他们分离为诸多的共同体，又把他们统一在共同体之中。

  这就是将在这里讨论的剧场，是文本赋予自身以躯体的方式，而它之所以化成躯体，是为了躲避被掷入世界的文字的命运，是为了摹仿它自身的运动，在这个运动的一端是思想的位置，是精神的位置，是生命的位置，是它由之而来的地方，另一端是它想要到达的地方：一个人类的剧场，在这一剧场中，言语变成了行动，拥有了诸多的灵魂，引导着诸多的躯体，并为它们的行走配上了节奏。

  第二编 小说的神学

  第一章 文字的躯体： 圣经、史诗、小说 ／ 109

  “小说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史诗。”自黑格尔以来，这句话被反复说起。卢卡奇注释说，小说是“无神世界的史诗”。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些说法呢?黑格尔的话已经有一些难以理解。因为他向我们作了详尽的解释:史诗发生的基础在于一个特定的世界，即“英雄”的世界，其特征与界定着现代资产阶级世界的那些特征正相对立。在荷马吟唱的那个集体性的天地里，人们的活动并没有变成外在于他们的对象，即没有变成国家的法律、工业制造的模式或行政管理的机构;它们仍然是存在的方式，是个人、性格特征、情感和信仰等形成的方式。史诗性的诗反映了这一“起源性的诗歌环境”，在那里，能动力( activite)的形式并没有与个人分离，并没有在伦理和经济、技术与行政彼此分离的合理性模式中化为碎片。与此相反，小说的前提条件和基本主题却在于性格思想、个人行止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分离，而主宰着这个世界的，是关于家庭道德、经济利益或社会秩序的种种法律。史诗是其本身就已经是诗的世界的诗，这个世界不知道各种事为模式之间的分离，而与之相对照，

  小说负载着这样的责任:它要把一个失去诗性的世界再诗化。

  P109

  p110

  资产阶级史诗这一术语难道不是包含着一个矛盾吗?实际上个人反对资产阶级世界的斗争只能被界定为一个反史诗。史诗英雄不会反对他自己的世界。也没有诗人会知道如何将一个祛诗化的世界再诗化。为赋予这种黑格尔式表述以一致性，卢卡奇不得不为小说文类( genre romanesque)-作为现代文学的文类一一涂抹上黑格尔赋予“浪漫型”( romantique)艺术的特征，这种艺术建基于个体主观性和绝对之间的基督教式分离，而这个绝对抛弃了世界，也抛弃了复活的基督的躯体。对于黑格尔来说，浪漫型艺术就是“基督教”艺术，在这种艺术中，没有任何形象能够再现神圣者，因为个体性在任何世界之物上都不能认识到居于其内心的神圣性，所以它就不断摇摆于这二者之间:一是本质上的内向性，它找不到任何与之相适应的现实;一是意外事件与所遭逢形象的杂多性，它在欢呼这条不可能的寻找之路。因此，小说就是现代“史诗”，因为它是关于已经失去而仍被努力寻求的总体性的史诗。小说“现代性”接受了基督教里个人与他的神之间的间离，以之作为自己的内容。“小说是这个时代的史诗:在这个时代里，生活的外延总体性不再以直接的方式被给予，意义之于生活的内在性已经变成了一个问题，但这个时代并没有停止对于总体性的寻求。”

  但是这一小说的神学即刻就催生了另一个悖论。个人行动与在集体风习( ethos collectif中化为肉身的意义构成了内在性关系，而小说的个体性的分离则同这一关系相对立。可是，人们所主张的这个史诗作为集体的诗、作为意义内在于生活本身的诗的理念，究竟来自何处呢?黑格尔还说，史诗是圣经，是一个民族( un peuple)的生活之书。但是，如果它与言成肉身的基督教思想

  p111

  没有关系，与具有生命的书这一理念、与通过躯体的行动传播其精神的文字这一理念没有关系，这一圣经自身又是如何被思考的呢?简而言之，从世界中脱离的灵魂的“基督教”小说，在其作为史诗化身的意义上，截然不同于有生命的诗，不同于史诗的化为肉身的意义。但是，这个意义本身，只是从基督教中死文字与变为血肉的精神之间的对立出发，通过回溯才降临于史诗的。于是就有两个“基督教”，它们在一种悖论的样式下形成了彼此对的关系:一个是言成肉身的基督教，它发现自己在史诗性的诗这一异教“圣经”中获得了实现;另一个是缺场的基督教，它为“现代”史诗一小说定了基础。

  因此奇异的神学一诗学的循环就为小说同其古代“范型”之间的关系逐渐划定了范围。现代史诗可能是史诗的替代物，也可能是反史诗。而激发了这种“现代史诗”的“基督教”自身有两个形象( figures):在基督的躯体中化为肉身的意义(sens)，或从[耶穌的]空墓中退出的意义。古代与现代，基督徒与异教徒，旧约与新约，围绕着小说翩翩起舞，在它们构想的这支芭蕾上，各种术语不断改变着位置和涵义。

  122

  个被其后来的实现所证明的形象:一个形象，并不是一个将被转换成其意义的意象，毋宁说它是一个躯体，这个躯体预告了另ー个躯体，后者将通过把前者的真理肉体地呈现，使前者完成。现在，根据奥古斯丁，早在先知们被如是命名，甚至早在摩西和大批犹太人从埃及离去，犹太人的书写一预言便开始了。在《创世记》告诉给我们的那些族长们的行为中，它就已经发挥作用了。自从预示了关于未来之救赎的种种事件，这些行为的物质性已经是种书写。诺亚是一个先知，因为他所建的那个方舟预示了拯救的故事，这一故事通过基督的到来、死亡和复活而完成。这件事情可以放在一个三段论的形式中方舟是诺亚的作品。

  但是，方舟是拯救的一个预示。

  所以，诺亚的作品是拯救的预示，因此它有了一个关于预言的圣经式纹理。

  显然，这个三段论并非是从其命题的线性顺序中获得效力( force)的，而是通过将以下三种有区别的行动，加入到一个单一的意义程序之中:神圣的书写者讲述诺亚的故事，构成了话语行为;诺亚建造方舟，构成了技术行为;在神圣历史的回溯性组织中，诺亚建造方舟的故事构成了预示行为。对诺亚而言，成为个木匠和一个先知于是成了同一件事，正如成为写作的客体和主体也成了同一件事。讲述(诺亚的故事)，制造(诺亚方舟)，预言(救赎)，所有这些只构成了一个单一的运作，准确地说，那便是形绘( figurer)的运作。圣奥古斯丁在这一概念中加入了两种现实的效果:物质性(方舟这一作品)的效果，以及通过其完成所获得的形象的证明。这个方舟并非一个手艺人做出来的没有生气的建筑。

  123

  作为预言;它是一句宣语，那精神的生命使其赋有生气。但是，反之，它又不是一个会消失在语一言的气息中的言语。它有着艺术生产出的东西的那种物质坚固性。这个被制造的对象以及被讲述的叙述，在它们不可分割的意义上，是预言性的书写，是一个意义的单一承诺。这个文本已经是躯体了，这个被制造的对象已经是一种承担意义的语一言了。这一形象乃是一个双重现实的持有者:其物质生产的比喻性( gurative)现实，以及它与其真理的未来躯体之间关系的借喻性( figural)现实。于是，便足以使一个功能在另一个功能下滑动，从而使宗教文本转变成诗学文本，或者使编码式的叙述转变成生活自身的言语。这，正是奥尔巴赫所实现的东西，其实现的途径是:取消书写的距离，使福音书作者的书写行为及他的角色所经历的情感，成为穿透人们深度的同一个精神运动的两种表达。

  这一运作于是便铭写在了关于神学一诗学转移一该转移由借喻和比喻的恢复所证实一一的漫长历史中。这个转移的原则很简单:使借喻功能在比喻功能下滑行，从而，在不亵渎神明的情况下，使宗教文本转变成诗学文本。一方面，借喻消失在比喻之下:先知是诗人。他预言的真理乃是想象的真理，后者说着关于意象的形象化( figure)语-言。但是，借喻在比喻之下的这一消失，直接将前者的力量传至后者，那便是证明一个躯体之真理的力量。借喻“仅仅”是比喻。但是比喻却暗暗地还是借喻的部分。正是在这一双重运作的符号( signe)之下，神圣文本的疏解与诗学文本的阅读，在古典时代，在一个关于意象和寓言的语言的单一理论中，融为一体。

  p126

  神圣的书写者已经变成了诗人形象( figure)已经变成了语一言的形象化( figure)游戏。但是，这消失之所以可能，仅仅是因为，形象的“躯体的承诺”，已经被归并到想象问题里，从而将其等同于一个意义的承诺:这一承诺包含在起源性的、物质的语一言中，它通过丰富的意象预告了一种精神的语一言。

  于是，

  小说这种没有体裁的体裁，适合于准确地复原形象性( figurality)与形象化( figuration)，复原文字的躯体和虚构的躯体。在比喻( la figuratif)中在场/缺席的借喻( la figural)，把比喻成了个无限的储备库，变成了精神的一种无限的能力，

  使精神能够同时生产意象、和音、寓言和疏解，能够在意象中生产意义。在这架构( schema)中，小说显示了人类精神的一般诗性( poeticity)小说就是诗歌:它显示了精神的多像性活动一精神同时就是杜撰、虚构、造型、装饰和解释。

  p137

  小说这种没有文类的文类，是这样一个书写的场所：在这里，充盈的语言的神话，活的逻各斯表现其自身躯体的神话，与其说遭遇了世界的现实，不如说遭遇了书写的现实：这是没有躯体的言语（躯体是对言语的证实）的证实。

  p153

  书写不仅是一种低等的言语形式。它是话语的正当秩序的不规则形态，是这样一种方式的不规则形态：依靠这种方式，它自身被分配于、同时它又将躯体分配于一个有序共同体之中。

  154

  情境的低劣显示了一种生活方式的卑下，这种生活方式脱离了看与说的真理方式。

  书写所独有的这种不规则形态打乱了这种等级关系，它把不协和音程引入到了共同体的交响曲之中，在柏拉图看来，这种交响曲就是三件事情之间的和谐:第一是公民的日常事务，他们的行事方式;第二是他们的存在方式或品性;最后是共同体的法规( le nomos communautaire)，它不仅是为共同体所有的“法律”(loi)，它还是这个共同体的“旋律”(airm)或音调(ton)。通过扰乱活的言语的目的，书写扰乱了行事方式、存在方式与言谈方式之间的关系，而在柏拉图看来，正是这三者之间的和谐构建了被活的灵魂赋予了活力的共同体。

  我建议给这个不规则形态赋予这样一个通用名称:文学性( litterarite)。相比于诗的虚构以及柏拉图所说的那种进入公民灵魂的病态的拟像，文学性对思想构成了更为严重的挑战。事实上，这些词语一岛屿横陈于逻各斯的河道，它们不满足于仅仅烦扰脆弱的灵魂。它们重新剪裁了躯体与共同体规范之间的空间。它们在共同体地貌之上构画了另一种地貌。这另一种地貌造就了另一个共同体的岛屿性空间:这另一个共同体就是受文字与文字的岛屿统治的共同体，也就是说，是被民主统治的共同体。实际上，民主不能仅仅被界定为一种政治制度( un regime politique)，即诸种制度中的一种，其特征仅仅是另一种形式的权力分割( repartition)。如作更深刻的界定，民主是一种感性的分享（ un certain partage du sensible)，是一种感性场所的再分配( redistriuion)。而支配着这种再分配的，是文学性这一事实自身:是书写之作为“孤儿”的制度，从可用性上说，是书写空间所构成的系统，这些空间用它们太过拥挤的虚空与太过饶舌的沉默洞穿了共同体风习的鲜活组织。

  219

  反自然是一种文学风格，physis则是表象的技艺。

  风格是让解放的自然在场的权能。文学坚持自己的权能，因此仅仅取消模仿的规范和等级制度是不够的，文学必须取消表象的形而上学，以及建基于其上的“自然”，个体在场的模式以及个体间的联系；因果和推断模式；总而言之，整个意义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