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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数学试卷青岛版上册期末冲刺100分书课本同步配套小学夺冠单元检测卷单元月考期中期末试卷书籍详细信息

ISBN：9787511283818
作者：暂无作者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9
页数：暂无页数
价格：15.00
纸张：纯质纸
装帧：平装-胶订
开本：16开
语言：未知
丛书：暂无丛书
TAG：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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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03-13 18: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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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作者：横转中子星发布时间：2024-01-24 13:05:16
书中所述的六家公司，其发展都有以下几个特征：①公司与个人相捆绑，具有很强的个人色彩；②作为国家的黑手套去殖民，之后再以同化后归化本国。抑或是公司发展一定程度后被招安；③其公司发展初期都是血腥的，这种血腥一以贯之（这种情况也体现当时殖民与后来经济殖民的显著差异）；④以农工业原料的产地掠夺为主，在此基础上未来就会有工业品倾销；⑤公司发展的可持续性较差，大多有高负债，对当地的竭泽而渔也让产量不断下降，让公司难以为继。如果拍成纪录片来看，可能是会更爽，就像《美国商业大亨传奇》那样。
作者：小汤圆发布时间：2022-07-22 21:28:00
勇敢的女孩，美好的结局
作者： JP 发布时间：2022-11-13 11:53:06
浅，且一直在重复，但很适合我的症状。
作者：豆友36071501 发布时间：2011-11-25 19:04:17
奇迹的萌感
作者：中老年透明人士发布时间：2019-04-17 16:03:11
画风有意思，拓印+拼贴
作者：想想cathy 发布时间：2017-09-24 18:53:07
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懦弱人的一生。

深度书评：

《成吉思汗传》简评与纠误

作者：安迪合罕大皇帝发布时间：2022-07-07 11:34:54

2021.9.6 读完了法国著名东方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先生所写的《成吉思汗传》，并且与他的另三部著作《草原帝国》《蒙古帝国史》《东方的文明》相比较而言，他的文笔不可否认。
他在很大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成吉思汗的卓越的性格与伟大的贡献，但是在观念上很大程度上无法摆脱欧洲中心论的束缚，认为农耕文明是先进，游牧文明是落后的，并且认为成吉思汗及其领导的蒙古人是野蛮的，不文明的（从他文中所述成吉思汗听到商队被杀的消息后“像个文明人那样思考并且向花剌子模帝国派出和平使者”，他并没有承认成吉思汗是个文明人而是像个文明人），但只要是战争就不可能没有伤亡，不可能没有破坏。
其实，这正反映了上个世纪农耕文明圈的历史学家对游牧民族的一种错误认识和几千年以来两种文明间的文化抵触心理。但随着当今历史研究，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反对文明中心论（其中就包括“欧洲中心论”与“中华中心论”），选择将所在的地区融入于世界文明之中，也更多的看到了除了自己所处的文明之外的世界其他文明究竟是怎样的，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其中便包括内亚！
本书综合上来说是不错的，当然是译者翻译水平太让人大失所望，不采用常用译名也罢，然讲本书所指代的同一人物或政权的译名不统一并且没有一个注释，且在历史学术常识上出错，实在让人失望。
【书中谬误】
p5：
“撒哈拉戈壁滩”应译作“荒漠戈壁”。
“撒哈拉”是阿拉伯语的音译，在阿拉伯语中“撒哈拉”为大沙漠，源自当地游牧民族图阿雷格人的语言，原意即为“大荒漠”。一般来说，撒哈拉指北非的撒哈拉沙漠，会让读者产生歧义。
p7：“口口相传”可改为“口耳相传”。
p16：“札刺亦儿”应为“札剌亦儿”，文中对此出现此类校对错误（p17、p111）。
p20：不儿罕山是今天蒙古的肯特山，不儿罕山是古称，肯特山是今天的地名。文中多次将古今地名混用而不加解释（p242、p291）。
p21：
在女真人的强大势力的压迫下，中国的汉王朝南宋赵构只能蜷缩在长江以南，苟延残喘。
“汉王朝”和“汉族王朝”并非一个历史概念，译者需注意，这句话应译为“中国的汉族所建南宋王朝的皇帝赵构”。
p22：“南宋汉王朝”应译为“南宋王朝”，错误同p21。
p23：“忽图刺”应作“忽图剌”。文中多次出现同类错误。
p25：“金王”最好译为“金朝皇帝”，书中多次出现该译名，翻译不当。
p28：合答安太子并非书中所写“忽图剌汗的弟弟”，而是俺巴孩汗的儿子。俺巴孩汗是合不勒汗的堂弟，忽图剌汗是合不勒汗的第五子，所以合答安太子应是忽图剌汗的堂兄弟。
p34：
波斯历史学家刺失德哀丁的记载中看到
此处“刺失德哀丁”通译为“拉施特”或“拉施但丁”。
p35：
这块地盘，虽然自然条件很差，但地理位置却很重要，有利于克列亦惕部控制戈壁滩的大部分地区，控制这片被中国人称为‘旱海’的地区。
此处“旱海”应作“瀚海”，沙漠戈壁被蒙古人称为“浩瀚的海洋”。
p36：“克列亦锡”应作“克列亦惕”，校对错误。
聂斯脱利教徒的集中地在呼罗珊伊朗东部省或河中地区撒马尔罕一侧。”呼罗珊是当时伊朗的东部省，故此处应译为“聂斯脱利教徒的集中地在伊朗东部省呼罗珊或河中地区撒马尔罕一侧。
p38：“唐兀惕部辖区”应译为“西夏境内”，后文多次把“唐兀惕”和“西夏”、“党项”混用。西夏是党项人建立的国家政权，而党项是民族名称。后文同样出现多次同类型的翻译不当。
p39：“也容赤列都”应作“也客赤列都”，文中多次出现该类错误（p40、p41、p77），而在40页出现了正确译名“也客赤列都”。属于编辑校对失误。
p40：“翁吉剌部”常译作“弘吉剌部”，后文（p191）出现了“弘吉剌部”，应采用常见译名。
p43：根据后来的研究，史学界证实了“成吉思汗出生于1162年”，译者应在页尾作注注明。
p47：“也速该乞颜”应译作“乞颜部的也速该”。
我的儿子蒙力克
蒙力克并非也速该的儿子，且从《蒙古秘史》等文献中，铁木真称“蒙力克”为父亲，可见蒙力克与也速该年轮相仿，此处应译作“我的仆从蒙力克”，48页有相同错误。
p50：“塔儿呼台”应译作“塔儿忽台”，本书后文均作“塔儿忽台”（p55）。编辑校对错误。
p59：
“锁儿罕失刺”应为“锁儿罕失剌”，书中多次出现该类型校对错误。
泰亦赤兀惕兄弟的嫉恨
此处“泰亦赤兀惕兄弟”应为“泰亦赤兀惕部落”，翻译不当。
p64：“孛斡儿出”通常译作“博尔术”。
p81：“扎木合”通常译作“札木合”，在后文（p88）也出现了“札木合”的常用译名。译名应统一为常用译名。
p83：
扎木合率兵首先到达了约定的地点。他在这里等待了三天，等得有点不耐烦了，才看见铁木真、脱斡邻勒汗和札合敢他们三人率众而来。
“札合敢”应为“札合敢不”，校对漏字错误。
p97：札木合的弟弟
“给察儿”
应译为“绐察儿”，应采用通用译名。
p98：
在《世界的征服者》一书中记载
此书名应译作“《世界征服者史》”，后文（p267）也出现了同类错误。
p104：“札台敢不”应为“札合敢不”，校对错误。
落败的脱斡邻勒汗又开始了逃亡，跑到突厥斯坦，投靠威名赫赫的哈刺契丹王。突厥斯坦的首都在八刺撒浑，位于伊塞克湖西面垂河（今楚河）平原上。但不到一年时间，脱斡邻勒汗又被哈刺契丹古儿汗赶出了境，流浪在戈壁滩畏兀儿部和唐兀惕部交界处的地方，处境十分凄惨。
“哈刺契丹王”应作“哈喇契丹王”，校对错误。
“八刺撒浑”应译作“八剌沙衮”或“虎思斡耳朵”，“八剌沙衮”（虎思斡耳朵）是当时西辽（哈喇契丹）的首都，并非突厥斯坦的首都。
“畏兀儿部和唐兀惕部”应译作“畏兀儿王国和西夏王国”。
p108：“失乞忽秃忽”通常译作“失吉忽秃忽”，本书将其全部译作“失乞忽秃忽”。翻译的规则之一，就是外国人名和少数民族译名应采用常见译名。
p111：“木合黎”应译为“木华黎”，本书将其全部译作“木合黎”。翻译的规则之一，就是外国人名和少数民族译名应采用常见译名。
p112：“哈刺和林”应为“哈剌和林”。同类型校对错误多次出现。
p116：“本合黎”应作“木华黎”，译名错误与校对错误。
p118：
这些蒙古人的部落不仅不支持他，而且一些部落还联合起来，为了和成吉思汗抗衡，推举了扎只刺惕部的首领扎木合为汗。
“扎只刺惕部”应统一译为常用译名“札答阑部”（p81等），后文（p189）也出现了“扎只刺惕部”。
p126：“谢米列奇耶”是俄语对中亚“七河流域”的称呼，应在后面作注释（p216未作注同上）。
p131：成吉思汗俘获的塔塔儿妃子“也速该”应译为“也速干”，国内通用译名。后文（p132、p133）也出现了同样的错误。
p142：“也容扯连”应作“也客扯连”，校对错误。
p163：拖雷正妻“莎儿合黑塔尼别乞”应译为常用译名“唆鲁禾帖尼别乞”。
p168：“抗爱山”应作“杭爱山”，校对错误。
p169：
乃蛮人在同畏兀儿人的交往中，受到文明程度较高的畏兀儿人的影响，大部分人信仰了基督教。
畏兀儿人当时信仰佛教，此处不知是作者的谬误还是译者翻译不当。
p171：“斡亦刺惕部”应作“斡亦剌惕部”，校对错误。
p179：
塔塔统阿原是维吾尔人，后来在成吉思汗手下受到了重用。
此处“维吾尔”应作“畏兀儿”，“维吾尔”是现代民族名称，和宋元的“畏兀儿”还不完全相同。
曾追随扎木合反对成吉思汗的各蒙古部落，例如，札答阐部
此处“札答阐部”应作“札答阑部”，校对错误。
p183：
此时，脱黑脱阿和古出鲁克已经逃到了俄罗斯境内的不黑都儿麻河畔了，他们召集了剩下的一些残余部队，想凭借险要的地形，重整旗鼓。
此处“俄罗斯境内”应作“今天俄罗斯境内”，否则会误导读者。
蒙元时代的“畏兀儿”即宋代的高昌回鹘，不能作现代民族名称“维吾尔”，前文（169页）作“畏兀儿人”。
“西夏”是党项人建立的政权，而巴尔术是当时高昌回鹘（畏兀儿）的国王，这里译者混淆了历史名词。
“巴而术”常作全称“巴尔术阿尔忒的斤”。
p193：“四俊”应为“四骏”，意思指“四匹骏马”。
窝阔台应为成吉思汗的第三子，不是原文所写的“长子”，后文（p194）出现了同样的错误。
p198：“萨囊薛禅”应译作作“萨囊彻辰”，按照清代蒙古人名的翻译。
p205：“帖卜腾格理”应作“帖卜腾格里”，校对错误；“帖卜腾格里”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通天巫”，应注明其含义，防止读者不明白。
p211：“‘蛮人’政权”应译为“游牧民族政权”。
鄂尔多斯草原的河套地区
河套地区即是鄂尔多斯地区，这两个地理区域范围大致相当。
文中多次用“西夏人”、“唐兀惕人”代指“党项人”，建议通译为常用译名“党项人”。
西夏境内居住着党项、汉、回、吐蕃等民族
“回”应译作“畏兀儿”。
p212：
从蒙古的心脏地区上土拉河流域到唐兀惕首都兴庆，至今尚存有一条通道。
此处“唐兀惕”应译为“西夏”。
文中对于西夏首都中兴府与兴庆府的说法多次混用，应符合时间关系。西夏桓宗天庆十二年（1205年），蒙古主铁木真攻掠西夏，兵退后，桓宗令修复城堡，大赦境内，改名中兴府。
西夏的首都还是一个中国式的要塞，城高池深，非常坚固。
“中国式”翻译说法有误，应译为“汉式的要塞”。
p213：“唐兀惕人”应译为“党项人”。
p214：“中原化”应尽量作“汉化”或“封建化”，“南宋末年”应作“南宋初年”（1146年，俺巴孩汗被金熙宗钉死在木驴上）。
p215：
这是成吉思汗王室同汪古惕部王室之间的首次联姻，后来，在整个12世纪中，两家又数次联姻。
此处“12世纪”应为“13世纪”，翻译不当或校对错误。
p216：“金人”应最好译为“女真人”，和后文“契丹人”对应，后文（p217）问题同上。
“不儿罕合勒敦”应译为“不儿罕山”，“合勒敦”在蒙语中意思为“山”，后文（p294）错误同上。
“阿尔思阑”应译为常用译名“阿尔斯兰”，翻译不当。
p227：“突欲”是东丹王耶律倍的契丹名，汉名为“倍”。
p234：“哈喇契丹”丶“黑契丹”等同“西辽”。
“八刺撒浑”应译作“八剌沙衮”或“虎思斡耳朵”，应采用常用译名。
“八剌沙衮”是今天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东南的布拉纳古城，并非苏联时代的伏龙芝市（今天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市），不知道是作者的谬误还是译者的问题。
p235：西辽皇帝的女儿“混忽公主”应译作“浑忽公主”。
“花刺子子模”应作“花剌子模”，错字、多字的校对错误。
“哈刺鲁人”应作“哈剌鲁人”，多次出现的同类型校对错误。
哈剌鲁人的国王“阿尔斯兰提”应作“阿尔斯兰”，多字的校对错误，后文（p236）作“阿尔斯兰”。
p236：“阿力麻里”在突厥语中的意思是“苹果园”。
p239：“阿尔拜疆”应作“阿塞拜疆”，翻译错误。
花剌子模的“穆罕默德苏丹”，国内通译为“摩诃末苏丹”，而并非“穆罕默德”，译者未查阅相关文献，后文的“沙摩柯末”应译为“摩诃末苏丹”。
p241：“土耳其斯坦”应译为“突厥斯坦”，后文也多次出现这样的翻译谬误（p264）。
“哈亦儿汗”与后文“海儿汗”（p249）音译不一，通常译作“海儿汗”，指摩诃末苏丹的表弟、讹答剌城的城主“亦纳勒术”。
p249：“土耳其斯坦市”应译为通用译名“突厥斯坦市”，翻译错误，后文（p250）错误同上。
p250：“忽班”应译为国内译用译名“忽毡”，后文（p251）错误同上。
p253：“不花剌”是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市，“布哈剌”应译作“布哈拉”，翻译错误。
p258：“巴尔脱勒德”应译为国内通用译名“巴托尔德”，俄国蒙古史和中亚学家。
p264：“伊刺克阿只迷”应作“伊剌克阿只迷”，校对错误。
p266：“刺夷”应作“剌夷”，校对错误。
p267：“《世界征服史》”应译作“《世界征服者史》”，翻译错误，同上文（p98）。
p270：《列王记》作者“菲尔杜西”应译作国内通用专用译名“菲尔多西”，翻译错误。
p271：
马鲁城，在12世纪，是波斯塞勒术克王朝辛扎尔苏丹的首都，工业发达，贸易兴旺，以棉花和蚕丝业闻名于世。
此处“塞勒术克王朝”通常译作“塞尔柱王朝”，“辛扎尔苏丹”应译为“桑贾尔苏丹”，翻译问题。
p276：察合台的儿子“蔑忒干”应译为国内常用译名“木阿秃干”，翻译不当。
p279：“申河”是今天的印度河，古河名“申河”与今河流名“印度河”混用，应注明“申河（今天的印度河）”，不然会使读者混淆。文中（p239、p281）作“印度河”。
p286：
成吉思汗命士兵射箭射敌人的脚，不让他们挪动半步，经过激烈的厮杀，唐兀惕的援军被击溃，蒙古人攻陷并洗劫了灵武郡。
此处“唐兀惕”应译为“西夏”，翻译不当。
蒙古军队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是西夏首都兴庆城。
此处“兴庆城”应译为“中兴府”。
p287：西夏末帝“李现”应为“李睍”，这个字可以打出来，校对错误。
p288：成吉思汗长子术赤于1225年去世，此处“1227年2月”不知作者的当时史料的局限还是译者的问题。
p289：“唐兀惕王国”应译为“西夏王国”，“唐兀惕人”应译作“党项人”，“唐兀惕王”应译作“西夏王”，翻译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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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若伟评《〈本草纲目〉通识》｜以“本草”流变，观历史的层累与文化的碰撞

作者：上海中华书局发布时间：2023-09-08 10:11:04

文︱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戴若伟
《本草纲目》之名家喻户晓，但何为“本草纲目”，却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通识性”问题。2016年，科学出版社曾组织出版《本草纲目研究集成》，从《导读》《详注》《图考》《研究札记》等方面深入地介绍了《本草纲目》。不过，对一般读者来说，阅读如此巨制并不容易。《〈本草纲目〉通识》（以下简称《通识》，引用仅标注页码）一书的主要目标群体应是“从事传统医药行业以外的读者”，读罢可对《本草纲目》的文献结构与李时珍的学术思路有大概了解。与先前诸种“导读”书籍不同，《通识》并没有就药理、药物来介绍《本草纲目》，更多是从文化观念上清本溯源，使普通读者也能够对“本草”系列丛书的流与变有所知悉，以观历史的层累与文化的碰撞。
王家葵教授深耕本草领域多年，这本《通识》小书，从一张李时珍邮票谈起，简洁明了地道出现今对李时珍以及《本草纲目》的误读，即“本草”并不等同于“药用植物”，李时珍也绝非仅仅是“辑”成了《本草纲目》。
本书前两章，分别解“本草”与“纲目”。
李约瑟说“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即《本草纲目》，是为本草系列著作的巅峰”（260页）。这里提及，本草有“系列著作”。而要想评判《本草纲目》，必先知其源流。本书的第一章即着力于此。这一章重点拎出一条主线，即“综合类大型本草”的发展始末，末了补充主线外的“旁系”，读罢可知本草来龙去脉。关于本草“主流”与“旁支”的分类说法，实际上也有其学术源流，李约瑟、白井光太郎、郑金生等人都对此有进一步的解释。《通识》一书的重点自然是在“主流”，即《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之间的起承转合。不过，知识文化的变迁往往不能只看官家，所谓的“旁系”之中，隐藏着许多有关知识在地化与日常接受的提示。比如，从使用者的角度讲，有诸如《通识》中提到的“药学类手册”（68页），包含了供医学生使用的药学入门书和供平民百姓使用的药学工具书；而从出版方的角度讲，有官方编辑综合性本草和地方文人、出版商主导编纂的本草出版物之分——尤其是在“自十六世纪开始，官方编辑综合性本草的传统式微，本草的编辑、出版与诠释转入文人和出版商之手”，在这一方面，边和的《药之为物：明清的本草与知识文化》（
Know Your Remedies: Pharmac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或许有更多细微的体察（相关介绍和书评见“刘小朦评《药之为物》｜辨草识药：重绘明清中国的知识版图”，《上海书评》，2022年4月18日）。
第二章是本书的重点，占据的篇幅也最大。所谓“纲目”，有三个层次：篇章结构则总论为纲，各论为目；区分物类则大部为纲，子类为目；叙说药物则标名为纲，列事为目（71页）。本章即依循这三层，层层展开，先言“序列总论四卷”，再说“分门部类四十八卷”，最后为“卷次内容简说”。“序列总论四卷”中，又有别开生面之处。作者从《本草纲目》总论中引申出三个话题进一步讨论。第一个问题“六失与六不治”，背后实际上是医患关系的探讨；第二个问题，“同名异物”，实则牵涉理论与实践的调适、互动；第三个问题，“用药禁忌”，最为有趣，落脚到用药知识在民间的传播，引证了不少文学小说作品。作者从社会学、传播学等多角度，关照到《本草纲目》背后的“人”的因素，这是很重要的。对物的研究，重在透物见人，书籍并非一本平面的知识图谱，它有自身的时空层累，而人事的偶然性与异动无不影响着书籍的面貌。百姓平民的知识学习与积累容易被忽视，它往往没有清晰连贯的脉络，也缺乏系统性与可供检验性。一方面，“民众的医药知识除了口耳相传，更来源于易于传诵的歌诀和偏于人文的医学书”（109页）；另一方面，民众往往不会对这类知识进行认真的检验，例如对于用药禁忌，“以避之为吉，后人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通过验证来否定前说的可能性……‘先圣’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流传过程中既是出现不同声音，接受程度较低，难于获得广泛传播”（113页）。由此推及各种观念、言论乃至图像的“以讹传讹”，自有其民间逻辑在。
《本草纲目》被比拟为“百科全书”的关键，也在这一章中被点出，即“列事为目”之八目中的“释名”“集解”“正误”“发明”是其特色所在（186页）。譬如，“发明”重在阐释医理，王家葵举例“人部”药物中李时珍的反对立场，言其是“站在儒家‘仁学’的角度立论”（204页），这与明清之际文人的“格物致知”之观点是相符合的，“明清文人将‘医卜星历’乃至绘画等专业技能视作儒者格物之学的一部分”（“刘小朦评《药之为物》｜辨草识药：重绘明清中国的知识版图”，《上海书评》，2022年4月18日）。《本草纲目》在王世贞等人看来，正是这样的“格物之学”；但与此同时，作为医者的李时珍，其著述此书的出发点却不一定是要迎合文人风尚，他可能更多将之视为一项事关公众福祉的事业（Bian He,K
now Your Remedies: Pharmac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p.46）。从这个角度，或许也可以进一步思考《本草纲目》对“巫”的兼收。《通识》的结语中提到，李书中诸种“具有巫术色彩的条目”在晚近“经常被批评者拈出作为笑料”（264-265页），王家葵认为，李时珍对“巫”的部分吸收，源自“明代好奇尚诞的风气”（266页）。笔者认为，归结于与明代文人文化息息相关的尚奇风尚，或许有些牵强。首先，“巫”有其深厚的历史传统，亦是一种群体性知识，并不能简单归因于一时的风尚追崇。而“巫术”的传播不仅依靠书籍，也依托于“巫医”群体。李时珍对于“巫”成分的保留，可能是考虑到当时“巫术”在地方民众当中的影响，以及“巫医”始终承载的复杂的社会作用。其次，明代“尚奇”是否包含了以“巫术”为“奇”的指向呢？就文学小说创作而言，明代之“奇”，主要体现在“常中出奇”和“以幻为奇”中，这二者实际为一体两面，“部分文人日益重视奇诡幻怪之事中‘真’的一面，强调小说戏曲创作应当‘幻中有真’、‘真幻结合’，从而将奇的重点由‘幻’转移到‘真’上来”（陈刚，《晚明“常中出奇”的观念成因考论》，《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6期）。《拍案惊奇》主张所写之事要“多近人情日用，不甚及鬼怪虚诞”，“奇”的内涵是“在于能够以曲折精细的笔触将日常生活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现出来”，或是“通过巧合的运用、悬念的设置、细致生动的心理描写来让小说具有更高的阅读价值”（同上），而非一味的神怪题材呈现。《本草纲目》虽非文学创作，但显然也非为猎奇。书中涉及巫术色彩的内容，可能只是李时珍基于当时医疗的社会实践，考量民众的知识接受，采用“上自坟典，下及传奇，凡有相关，靡不备采”的材料收集方式的结果。不过在此之外，也有可能与其个人对道家神仙方术的取向有关。
《本草纲目》并非“本草”系列书籍中首度使用图像者，但是比较其不同版本的图像流传，可以关联到明清的出版生态与风尚，第三章即着力于此。王家葵早年即参与编写了《本草纲目研究集成》系列丛书，是《本草纲目图考》的作者之一，因此他本身即对各版本《本草纲目》的图像有所了然。《本草纲目图考》逐一比较金陵本、钱本、张本三大系统的药图，考释《纲目》药图异同之原委，及其与前后本草药图之继承关系（《本草纲目图考》，前言）。如欲对《通识》第三章的内容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则《图考》一书将是有益的参考。基于笔者个人的兴趣所在，接下来也想试着对第三章多做一些探讨。
《通识》在第三章提列了《本草纲目》图像的“一祖三系”，简称金陵本（祖本）、江西本（祖本之“嫡系”）、钱衙本和张绍棠本（“修订本”），前两者的图版较为接近，后二者则有较多的图式图样修订。通过比较，能够看到视觉语言在《本草纲目》各版本中的发展。钱本之所以对图像有较大的修订，与明末清初的“文人意识”（241页）不无关系。钱本所追求的文人画意趣，可能是当时版画插图的一种共同风尚。作者举例了“慈乌图”“燕图”及“木芙蓉图”种种，引诗文以证插画作家对于文人雅趣的重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钱衙本可能有对文人意趣的追崇，但是一些图像或画面的表现，却未必是其插画作家陆喆或刻工项南洲的首创。以钱衙本《木芙蓉》一图为例，它的重新构图未必如《通识》所言，是对《长物志》“芙蓉宜植池岸，临水为佳，若他处植之，绝无丰致”（244页）的直接表现，而是有可能直接借鉴了更早出版的《唐诗画谱》的图式。
木芙蓉图，《本草纲目》钱衙本
“芙蓉花四种”，《唐诗画谱·新镌木本花鸟谱》，[明]黄凤池辑，明万历至天启时期清绘斋、集雅斋合刊本，日本内阁文库藏本
而在“鹦鹉”一例的分析中，作者认为钱本将鹦鹉安置在鸟架上，是为表示驯养，但是考察明万历新安派蔡汝佐所绘《图绘宗彝》以及明末清初陈洪绶所绘仕女图，或许可以认为，如此的鹦鹉表现，来自于“调鹦图”的构图方式，无不是追随彼时画坛风尚的表现。
[明]陈洪绶《斜倚薫笼图》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调鹦鹉”，《图绘宗彝》
“鹦鹉”，《本草纲目》钱衙本
同样是媒介取材的问题，《通识》有提法很形象，作者提及在各种版本的《本草纲目》中，狮子的形象已经距离真实越来越远，只能视作对于“狮形物”或曰“狮子器物”（253、254页）的模仿。更进一步说，“金陵本、钱衙本取材于石狮，而张本造型接近舞狮”（253页）。这也提示我们，在了解古代各种视觉形象的塑造时，势必要考虑创作者的素材与取材媒介——也即现实经验与媒材的可获取性所带来的结果。不过，《本草纲目》的“狮子”来源，未必是三维的“石狮”，考察当时其他二维平面的“狮子”形象，譬如民窑生产的外销瓷器上，实则都是一样的简率，不同行业的画工可能只是相互效仿而已。
不同版本《本草纲目》中的“狮”，《本草纲目图考》，1744页
青花狮子纹盘，明嘉靖年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在结语部分，作者简要提及了《本草纲目》在域外及对现代的影响，也关涉到了李时珍的局限性。不过，虽有“《本草纲目》在东洋是汉方医学的宝典，在西洋是博物性质的百科全书”（62页）一说，是书“博物性质”的界定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借用刘小朦之言，或许是一较为中肯的作答：“传统本草与药物知识并不仅仅关乎治疗，它也是不同群体探索自然事物及其与人、与宇宙关联的学问与实践。我们或许可以将这种取向称之为‘博物学’（natural history），但不必以欧洲博物学的标准来评价中国本草的发展与兴衰。”（“刘小朦评《药之为物》｜辨草识药：重绘明清中国的知识版图”，《上海书评》，2022年4月18日）
时至今日，除了对“科学”“技术”“药学”等概念的反思之外，也可以从不同的观者角度来审视《本草纲目》的概念与意象，思考它究竟如何从方方面面影响着当代人的生活与创作（如施慧的系列作品《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1，2009-2010，施慧
本草纲目·2，2014.08.18-2014.09.08，施慧
我们需要“通识”一类的书籍来引导我们进入《本草纲目》，或许正暗示了个体对于这方面知识的遗忘与缺失。孔子在谈论《诗经》时，曾评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我想，这评价放之于《本草纲目》亦有可取之处。对多数像我一样不甚知解此书的人，借助《通识》，应可找到“初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门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