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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是历史，展现源远流长；园林是哲学，追求天人合一；园林是诗画，讲究意境之美；园林是书法，体现浑然天成；园林是灵感，表露灵智所至； 园林是天性，呈现情志自由。本书围绕园林漫话，从世界造园体系、中国园林的起源和文化精神，到苏州园林的历史、文化、艺术、理论以及当代价值等各个方面，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 本书为专业与科普相结合的通俗读本，适合园林工作者、文史研究者和文化旅游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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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园林是历史，展现源远流长；园林是哲学，追求天人合一；园林是诗画，讲究意境之美；园林是书法，体现浑然天成；园林是灵感，表露灵智所至； 园林是天性，呈现情志自由。本书围绕园林漫话，从世界造园体系、中国园林的起源和文化精神，到苏州园林的历史、文化、艺术、理论以及当代价值等各个方面，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 本书为专业与科普相结合的通俗读本，适合园林工作者、文史研究者和文化旅游爱好者阅读。

• 作者： 发布时间：2020-04-01 11:06:16

  Granity Studios 将在 2019 年到 2020 年出版一系列小说，每部小说都将由科比亲自完成创意概念设计，并携同一位著名的小说家联手打造。

  ——————

  “系列”，“科比亲自完成概念设计”，那么如今科比gone了，还会有续作吗？或者问，经科比亲自创设的概念设计有多少呢？目前又还有多少本本系列丛书是得到了科比的亲自指导的呢？希望这第一本不是最后一本。

  ————————

  当然，也有可能，科比是像彼得杰克逊/卡梅隆/托尔金那样，预先创设了大量原创世界观设定，然后再根据这些设定，一点一点地铺开创作小说（因此即便他有一天驾鹤，也不妨碍以后的系列续作根据已有的设定群来铺开）？

• 作者： 大甜甜~~ 发布时间：2019-10-18 20:50:56

  几处地方去过，但更多的只是耳闻。将来该多去走走。

• 作者： 黄西蒙 发布时间：2023-06-10 14:20:22

  纪事本末体的元朝历史，比较好看，大事记录不少

• 作者： 枨不戒 发布时间：2023-03-16 09:06:45

  看完全书，你会发现，杨天真给出的每一个解题答案，都是从自身做起，从心态到行动一点一滴的自我改变。所谓的通透，就是认识自己，不沉迷过去，不害怕未来，勇敢地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希望每一位翻开这本书的朋友，都能够学会勇敢，学会通透，做自己人生的掌握者。

• 作者： 余何非 发布时间：2019-11-04 03:05:50

  我喜欢用，20个韵脚方便许多，时代变了。

• 作者： 挥着大刀の猫球 发布时间：2012-09-18 21:33:46

  以前看的，太下流太猥琐了。。。连我这么淫荡的人都不忍卒读了。。。

• 夏露：《红运》译后记

  作者：hval 发布时间：2021-09-14 15:41:07

  一

  越南与中国山水相连，文化相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与日本、韩国一直是汉语文化圈内国家，古典小说艺术与中国非常类似，基本长期受到“史传”和“诗骚”两个传统的影响。如果说中国古典小说有文言和白话两条道路，越南则有汉文和喃文两水分流。汉文小说方面有在《三国演义》影响下的《皇黎一统志》等历史小说系列，《剪灯新话》影响下的《传奇漫录》等传奇小说系列，《搜神记》影响下的《岭南摭怪》等神话小说系列。而中国才子佳人小说也被越南吸收和模仿，但主要是被改编成喃文长篇诗体小说，例如明末清初青心才人的《金云翘传》就被越南大文豪阮攸改编成了《断肠新声》（又称《金云翘新传》《翘传》等），成为越南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杰作，并在20世纪初被翻译成法语走向世界。因为受中国影响巨大，相关作家作品也常常被用来与中国相提并论，对他们最高的评价莫过于“与中国并驾齐驱”。例如《传奇漫录》的作者阮屿被誉为“越南的蒲松龄”，阮攸被誉为“越南的曹雪芹”。

  不过，自19世纪后半叶开始，越南逐渐沦为法国殖民地，越南文学也因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1918年，法国殖民当局在包括越南在内的印度支那地区实行新的语言政策，并于1919年取消了越南长达千年的科举制度。从那以后汉文的官方地位消失，喃文也逐渐成为死文字。彼时虽然还有不少人从事汉文创作(例如革命志士潘佩珠在1920年代还用汉文创作了不少小说和传记作品，胡志明在1940年代著有汉文诗集《狱中日记》)，但总体而言，随着汉文官方地位的消失和拉丁字母文字的推广，越南文学逐渐远离中国，开始向法国靠拢。越南社会和文学开始了现代化进程，文学的现代化在1930年代最为显著，因而越南把1930年作为现代文学的开端。此时越南作家的比较对象不止中国了，例如《红运》的作者武重奉就被誉为“越南的巴尔扎克”。

  最早这样比较的是武重奉的朋友——诗人刘重庐，他认为武氏在越南当时的文学生活中的重要性堪比巴尔扎克，并指出：武氏作品中描写的二战前的越南社会全景图，与《人间喜剧》中19世纪法国社会有相似之处。刘重庐与武重奉同龄，是越南新诗运动的旗手之一，其诗风深受法国诗人瓦莱里影响。武重奉在人间仅仅度过二十七个春秋，然而这位天才作家从事写作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却给后世留下了九部长篇小说，九部长篇纪实作品，两部长篇话剧，数十部短篇小说、笔记、小论、译著等诸多类型的作品。2012年，越南曾隆重纪念武重奉诞辰一百周年，并发行相关纪念邮票，版面是作家肖像和他的《暴风骤雨》《红运》《决堤》《妓女》等著名作品。

  武重奉1912年出生在河内。当时，随着法国殖民统治的加深，资本主义经济及西方生活方式迅速向越南渗透，河内这样一个越南古代文明的摇篮很快变成了印度支那资本主义经济首府。武重奉的父亲武文麟，出身于河内东南部两百公里之外的兴安省美豪县一个贫困家庭，年轻时来到河内，成为一名电工；母亲则是缝纫厂的一名工人。跟许多从农村移居到城里来的人类似，他父母租住在河内著名的36古街的一个窄小房子里。不幸的是，在他七个月时父亲因肺病去世，彼时其母年仅二十一岁。

  武重奉短暂的一生正好处于印度支那殖民地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1905年，潘佩珠发动了“东游运动”，带领阮尚贤等文人东渡日本寻求救国良策。这是受到西方民权论、中国康梁思想影响下的越南维新抗法运动。与此同时，另一位政治家潘周桢主张“废除君治，建立民治；开通民治争取民权；依靠法国进行社会改革”。1907年，梁文乾、阮权等人在河内开办东京义塾，教学内容上欲消除保守腐朽的儒家学派，向学生灌输自然科学、公民道德等新思想，有一部必读教科书《文明新学书》。东京义塾还大力提倡、推广拉丁字母文字，因为这种文字易学、易记，有利于尽快提高人民文化水平 。

  1918年5月，法国驻越南总督沙罗（Albert Sarraut）改革了印度支那的基础教育，颁布《学政总规》，将包括越南在内的整个印支联邦的教育纳入了法式教育体系内。那一年武重奉正好是入学适龄儿童，于是成了北越第一批接受法语和拉丁字母化越南语教育的小学生之一。最重要的是，他所就读的公立学校实行小学六年免学费的政策，这对于仅靠母亲微薄收入养家糊口的武重奉来说不啻于福音。即便如此，他也只读了小学而已，十四岁就辍学谋生。不过，虽然接受的学校教育有限，但早期的西式教育经历为武重奉的创作打下了深厚基础，在后来发表的许多报刊文章中，他引用过左拉、雨果、马尔罗和高尔基的言论。他十九岁出版的剧本《毫无声响》的开头部分用了左拉的话，二十岁出头时翻译了雨果的剧本《卢克蕾西亚·博尔吉亚》(1833)，在一些评论文章中还提及福楼拜、波德莱尔等。他在创作中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这在《红运》里也有体现。可以说，武重奉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与国际接轨的作家，与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地的语言政策息息相关。字母文字的推行以及法语教育在越南儿童中的普及，对他的人生和创作起了决定性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不仅对武重奉，而是给整个越南的语言文化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文学是社会的镜子，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武重奉作为一名现实主义作家，其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图景。其实，除了写小说之外，武重奉还是越南最早写报告文学的作家，因《嫁给法国人的艺术》《害人的陷阱》等影响巨大的报告文学获得了“北部纪实文学之王”的美誉。不过，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由于他的写实风格以及所受的西方影响，其作品从1945年到1986年，在北越被禁了四十一年。在武重奉生前以及去世后几十年间，越南文坛对他的看法不一，几度引起激烈的争论，成为长期的、重要的“文学案件”。

  有些评论是体现在政治倾向上的，例如1949年越北文艺研讨会上，有人批评武重奉缺乏革命精神，著名诗人素友则为他辩护说：“武重奉不是革命作家，但革命感谢他揭露了社会的丑恶现实。”而武重奉受到最严重的一次政治打压是1960年6月，当时的越南共产党政治局委员黄文欢在权威学术杂志《文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武重奉作品在越南文学中的几点意见》。该文以长达二十页的篇幅，驳斥了武重奉最有名的几部长篇小说(包括《暴风骤雨》《决堤》《红运》)在文学领域的重要性，同时对作家本人的政治倾向提出了怀疑。他呼吁抵制“人文佳品”派 对武重奉的公开宣传，引述并抨击了“人文佳品”派的如下观点：“八月革命之后，在党的领导下，作家必须服务于政治，因此作家失去了自由、作品没有了灵魂；而武重奉这样一个天才作家，不需要革命，不需要党的领导也能写出优秀作品。武重奉是我们最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身体虽然不在了，但其作品永远活在文学史上。他是一代文学宗师，他超越于全党的革命。”

  黄文欢的文章发表之后，越北对武重奉的作品全面禁止印行。直到1986年越共“六大”实行革新开放政策后，这个“文学案件”才得以彻底解决，武重奉的历史地位重新得到肯定，作品重印发行，《红运》和《暴风骤雨》等也被节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再次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品。不过，我们从黄文欢的打压里恰恰可以看出武重奉的现实主义精神。早在解禁以前，1954—1975年南北越分裂期间，武重奉的作品就已经深入到南越大众，其中的表达成为老百姓的日常口头禅，作品的风格、尤其是纪实文学简直成了奠基石，先后有武平、黄海水、文光、诸子等受其影响，形成了南方纪实文学流派。

  二

  《红运》虽然是虚构作品，但也发挥了作家擅长纪实文学的优势，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越南以河内为代表的都市西化图景。

  首先我们来看主人公红毛春的形象，他的标志性红头发可以说像阿Q的癞头一样成了经典形象。越南人乃至黄种人，自古以来罕见天生红头发，而在20世纪初，东方世界也没有将头发染成彩色的习俗。在作品中红毛春是这么解释自己的红头发的：“他妈的！要是以前有帽子戴，头发怎么可能变红？”他的这一头红头发非常扎眼，带有浓厚的欧亚混血特征，也预示着他要洗刷自己的根和本我。

  而他之所以从低三下四的流浪儿一步步攀上上流社会，与西式运动尤其是网球在河内的普及有关。阿春早年在球场当球童，因此接触上流社会，又因为能打一手好网球而得到贵妇人和阔小姐的青睐，从此交上好运。而网球运动最后还让他当上了万众瞩目的英雄，因为在他与暹罗网球冠军的比赛中，在即将得胜时，听从法国总督的指示故意输掉了比赛，目的是为了“保持与友邦的友好”。比赛散场时，阿春站在汽车上慷慨激昂地宣称其“牺牲个人的声誉”，“挽救了祖国的安全与和平”。群众欢呼声雷动，赞美这位“把他们从战争灾难的边缘拉回来的救国英雄和伟人”。他因此得了总督府授予的北斗勋章，鸿老爷则宣布将女儿阿雪嫁给他。

  可以说，阿春的一切成就与网球运动息息相关。当然不仅如此，他还曾到法国留学生文明开设的、一家专门为“欧化”运动中的女性服务的时装店帮忙，因为管理时装店成功而成了社会改革家。还因为年幼时曾经帮人沿街叫卖假药，熟悉了许多西方医药名词和药用功能，而摇身一变为医学院的学生，以至后来阴差阳错被封为“名医”。

  小说里有关都市的西化还体现在生活观念、尤其是西方婚恋观对越南传统观念的颠覆。越南长期受儒家思想影响，女子讲究三从四德，节妇烈妇的故事也十分普遍。但在《红运》里，另一个关键人物——副关长夫人则是一个婚恋观极其开放的女人。她是一名寡妇，结过两次婚，第一任丈夫是法国人，生前任海关副关长。她一直以曾嫁给法国人为荣，所以虽然这位丈夫去世多年，还是乐意让别人称呼自己为“关长夫人”。她贪图享受，对两任丈夫都不忠诚，初次见到年轻的红毛春就刻意勾引他。

  此外，书中塑造的其他几位重要女性的婚恋观也颇为惊人，例如鸿老爷的大女儿黄昏是一个满嘴女权的所谓新时代妇女，她多次在蓬莱宾馆与情人幽会，当情人要求她离婚与自己结婚时，她不同意，原因是认为找情人是时尚，当今女人要找情人才不会被人看不起，再婚之后她肯定要再找情人，与其让现任情人将来戴绿帽，不如就让现任老公戴绿帽。这种观念即使放在当今社会也不会被广泛接受，何况是1930年代的越南，这当然只能归结于西方思潮对越南城市妇女的冲击。

  《红运》也反映了市场经济在河内的发展。小说中的所有人物，从卑微渺小的佛教人物到最理想的社会改革家都被利润动机支配。且不说资本家的代表维克多·班在房产、宾馆、药店等方面处心积虑、算计利润，就连普通警察甚至宗教人物也不可避免地加入了经济潮流。典型的是和尚增福，他的理想不是普度众生，而是不断增加信徒，为自己那一宗教派别赢得更多的捐赠。

  《红运》还反映了20世纪初越南社会的迅速变化，其语言中出现了一些新越南语词汇，如：进步、科学、社会改革、女权、体育运动、文明、新潮和欧化，等等。其人物形象也不同于古典文学，出现了许多新型人物，如城市流浪儿、现代专业的体育运动员、时装模特、医学专家、先锋艺术家、留学生、改革派记者和新潮的妇女。这些词汇和职业在当今社会是司空见惯，但在1930年代确实是非常时髦的新鲜事物。小说里夹杂大量法语词汇，同时又带有许多小巷深处的俗语俚语，其中一些如今已经成了成语，越南人无论是否读过武重奉，都会在生活里使用他作品中的短语和词汇，这在越南语言历史上是罕见的。

  值得注意的是，《红运》发表不久就引起当时风头正健的自力文团 的围攻。原因是小说的开头映射了自力文团的社会欧化计划，而且进行了夸大戏谑和嘲讽，自力文团的领袖一零非常生气，于《今日报》1937年3月21日第15期上发表署名“一枝梅”的文章猛烈批判武重奉。明眼的读者确实可以将《红运》中许多人物与自力文团成员进行对号入座，而这一事件也说明《红运》反映的西化风潮是多么真实。

  这部杰作最初以连载形式刊登在《河内报》上，从1936年10月第7期开始，1938年成书出版。这是20世纪以后越南才有的小说传播方式，更确切地说是1930年代以后才突然兴盛的书籍传播方式。尽管在法国自南向北逐渐吞并越南的过程中，1865年就在南方创办了第一份报纸《嘉定报》，但此后五十多年间（1865—1918），越南全境也只有大约三十种报纸。总督沙罗的语言改革之后，拉丁化越南语印刷业市场得到迅猛发展，特别是报业，到1930年代，报纸增加到了四百种，涉及新闻、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科学、体育、电影、妇女、时装等各方面。武重奉辍学后到一个印刷厂当打字员，之后去报社工作。他十七岁开始创作，在《午报》《日新》《海防周报》《河内报》《将来》《礼拜四小说》《香江》《印度支那》《时务》《骚坛》等报刊上发表作品，可以说他早期的生活与创作几乎都与报刊业相关。

  从武重奉的写作生涯来看，报纸商业化对当时的文学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从根本上改变了越南文学的发展道路。在长达千年的封建时期，虽然书籍刊行也源源不断，但汉文教育并不能普及到农村，而作为一个农业国，越南的文学受众主要是农民，传播主要是以韵文形式口口相传。报刊业发展起来后，易学的国语字母文字的推行、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使得越南的文学受众有了大量的市民，传播也以听众为主变成了以读者为主，读者甚至直接在报刊上参与讨论。除了前面提到的一零，《红运》发表之后不久，也有署名为泰飞的人在《文讯报》上发表《淫秽文章》批评武重奉“借口写真主义，毫不顾忌地描写淫秽的东西”，随后，武重奉在《河内报》上发表了《致〈淫秽文章〉作者泰飞的一封信》为自己辩护。这种论争是文学交流的新方向，也增强了人们阅读的好奇心，客观上推动了小说的传播。

  如前所述，由于《红运》影射了自力文团成员，给武重奉在文学上带来劲敌。他们彼此的敌对状态对当事人来说是不愉快的，但他们的论争促进了越南文坛的交流。自力文团的另一大劲敌是范琼及其领导的《南风报》，该报在1917—1934年间由殖民地政府提供财政支持主办，范琼精通汉文和法语，但思想上坚持传统，对越南古典的翻译与传播贡献很大。自力文团起初的任务就是反击《南风报》的保守倾向，存续的十几年间对越南文学的现代化起了很大作用，他们的浪漫主义小说与当时的革命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构成了越南现代文学初期三大潮流。一零、概兴等人创作的《断绝》《蝶魂梦仙》《花担子》等浪漫主义小说至今依然被视为经典。文团中还有一些作家后来走上了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如阮公欢、秀肥、吴必素等成为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些诗人如刘重庐、世旅、辉通、春妙、辉瑾，等等，都是越南新诗运动的旗手，为越南现代诗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然，越南文学内容与形式的现代化依然与法国的殖民统治有着深刻的关系。1941年怀青和怀真两兄弟出版越南诗人群传《越南诗人：1932—1941》就表露了强烈的历史感，强调殖民时期的历史对文学作品的影响。他们在书中论及，越南社会的组织形式与精神风貌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一千年都是相似的，但随着殖民侵略，经历了深刻而广泛的变化，跟法国文化接触的五六十年相当于五六百年，“现在我们住西式的房子，戴西式的帽子，穿西式的鞋子和衣服，用电灯、钟表、汽车、火车、自行车……无所不用！家庭争相让孩子去殖民地学校学习，象形文字在国语字面前显得落伍，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代替了孔子”。

  早在1940年代初，武玉潘就撰文指出，《红运》带有概述性的诙谐剧形式令人想到银幕上的搞笑场面，借鉴了卓别林的表演形式。也有人认为小说每一个独立的章节就像独幕剧，有拉伯雷风格。1950年代，韶光和阮梦想撰文比较了《红运》与莫里哀的讽刺喜剧，当时莫里哀的不少剧本被翻译成越南语在越南地区演出。此外，谈到红毛春从流浪儿成功跻身上流社会的经历，不少人将《红运》与巴尔扎克的《幻灭》相提并论，还有人说《红运》受到1930年巴黎著名电影《流氓皇帝》的影响。与《红运》一样，影片中很多关键事件与体育有关，例如其中写到自行车比赛，主角后来在英法之间的比赛中无意间成了民族英雄，娶了他梦中的女人，这与阿春的经历高度类似，而且《流氓皇帝》第一部及后来在1931年、1933年、1938年问世的几部，也曾经在越南地区上映。

  不管怎样，这些都表明，以《红运》为代表的越南现代文学呈现出了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写作与传播方式，而由于法国的殖民统治，客观上促进了越南与西方的交流，促进了越南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流，促进了越南文学的现代化。

  越南现代文学史权威学者潘巨棣说过：“进入20世纪，西方文化日益向越南渗透，但并没有吹走东风，而是在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基础上，我们随时准备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而《红运》这部带有西方文化影响的小说依然有着浓厚的越南传统文学基因，因此它才能扎根越南社会，成为经久不衰的名著。

  首先，从作品的命名来看。《红运》这部小说的越南语名“Số đỏ”，其中“Số”对应汉字“数”，是一个汉越词，在中文里，“数”除了指数量之外，还指“命数、命运、运气”。汉代荀悦在《申鉴·俗嫌》中有言：“终始，运也；短长、数也。运数，非人力之为也。”唐代白居易《薛中丞》诗：“况闻善人命，长短系运数。”此外，中文里的“气数”“天数”都与命运有关，而“Số”本来源于中文，在越南语里的意义与汉字“数”基本相同。至于“đỏ”，它的意思就是“红”“赤”，红色在越南也代表喜庆色彩，直到今天，越南人举行婚礼也贴红双喜字，过年的压岁钱也用红包。所以，“Số đỏ”连起来，直译就是“红运”，与中文相同。在中文里，“红运”与“鸿运”相通，意为好运气，如鲁迅的《彷徨·孤独者》：“他也真是一走红运，就与众不同。”

  武重奉用“红运”来命名这部小说，简明地揭示了主人公红毛春从流浪儿走红运的故事主题。在情节的具体展开上，也似乎从一开始就通过算命先生决定好了阿春的命运。小说开头写道：“人行道上，在木棉树的树荫下，一个上了年纪的算命先生漠然地坐着，他面前摆着一张竹桌子，上面有墨砚、印泥、签筒……俨然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当红毛春请他算一卦时，他首先问生辰八字，算出阿春一出生就是孤儿命，在被夸赞算得准时，又用两句越南传统六八体诗形式告诉他将来会出大名、走大运，会富贵风流，并与他细致讨论了何时会转运，起初会遇到什么等，俨然阿春的命运乃天定，作家只不过顺着介绍罢了。后来算命先生还为副关长夫人算命，似乎也对她的前世今生都了如指掌。小说中与阿春有关的一些事件也都带有命运的偶然性特点。

  这种宿命论色彩与越南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与中国人一样，越南人非常相信命运，相信命理八卦。《易经》以及佛教很早就从中国传入，深深影响到越南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现今，在越南城乡，看紫薇、算风水、算命都仍是非常普遍的，人们相信人生的一切都与có duyên（机缘）相关，比如人与人交往时、一见如故的人是có duyên（有缘），等等。历代文人作家形成了将命运主题写入作品的传统，《红运》的宿命论色彩也与历史上一些深入人心的文学作品有关，甚至是对它们的继承和发扬。例如11世纪李朝的李常杰写有《南国山河》一诗，开头两句是：

  南国山河南帝居，截然定分在天书。

  这首七绝被誉为越南的“第一个独立宣言”，全文只有四句，朗朗上口，因其浓厚的天命观和民族独立特色而遍传越南，孺妇皆知。越南古典小说也大都带有浓厚的宿命色彩，例如《金云翘传》的开篇两句即为：

  人生不满百，才命两相妨。

  更为神奇的是，因为这部经典杰作中主人公的悲欢离合都充满命定色彩，越南人很早就用它来算命，尤其是年轻人，爱用它来测算自己的爱情、婚姻 。如今，越南网上有不少用这部作品来算命的方法演示，甚至电视台也制作节目来教人相关方法。武重奉生活的年代，正是《金云翘传》传播最为广泛且走向世界文坛的时期。人们从各种喃文版本中将之翻译为拉丁字母国语字，范琼还将之翻译成法语，用“《翘传》存则国存”来激赏这部作品。武重奉受此影响，并用于自己的小说创作中也是很自然的。

  《红运》也带有越南民间文学的基因，其中红毛春可笑的发迹经历与民间故事《猪状元的故事》异曲同工。关于这一点，文学史家文新也曾在相关文献中论述过，虽然他提及这一点主要是为了挽救这部作品不被当时的政府封禁 。越南古代与中国一样，认为当官、发财、生子就是走红运，而当官首先得通过科举考试，如果考中状元，那一定能做大官，所以很多人都有状元梦。《猪状元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状元梦的故事。主人公钟尔为猪贩之子，虽愚笨却有一个状元梦，后因太笨退学回家，子承父业，干起猪贩的行当，可最后凭借一连串的偶然巧合、误会和幸运，竟成为“著名文人”，被皇帝封为“状元”。这个故事用看似荒唐的事情抨击黎朝末年“黎皇郑主”时期的科举制度有名无实、逐渐沦落为儿戏的社会现象。在武重奉的时代，人们不再可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也不可能通过一场考试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了，不过潜意识里，依然怀揣那种升官发财、一夜暴富的想象，《红运》的主题正是对这种转型时期社会现象与世人心理的描述。

  《红运》全书分为二十章，每章有回目揭示主要内容，这是古典小说的主要结构形式，不同于后来完全受西方小说影响的结构形式。越南小说的章回体结构主要是从《三国演义》学习而来 ，分章标目的形式是其最重要的体例特征。从《红运》的章节目录看，也能直接感受到它所受的古典小说影响，例如第四章的回目“Một khi Hoạn Thư đã nổi giận（宦姐发怒）”，其中“宦姐”是《金云翘传》中一位非常重要的女性人物，是第一次将翠翘从青楼赎身的商人束生的原配夫人，也是越南文学史上经典的妒妇形象。《红运》借用这个经典人物形象，暗示情节上将有一种新时代的婚姻冲突，吸引读者阅读，一方面说明内容上对传统文学有继承，另一方面也说明《金云翘传》分二十回的章回体形式必然为武重奉所熟悉，他也乐于继承这种结构。除了吸收章回体的分回标目、头尾套语等体例特征，《红运》还略具备穿插诗文的体例特征。此外，武重奉用犀利的讽刺艺术揭露1930年代河内上流社会腐化堕落的生活，抨击当时各种丑恶现象，这种对社会现实的全方位批判很容易让人想到18世纪女诗人胡春香。她用辛辣的笔调，以处处隐含的性行为来讽刺当时社会上儒释道各阶层人物，被誉为“喃文女诗王”。某些方面，《红运》俨然散文版的胡春香。

  三

  《红运》因其独特的艺术性早已走向了世界，2000年《红运》被译为英语在美国出版，现在已被列为美国高校研究东南亚方面的研究生必读书目，此外还有捷克语和意大利语等译本。然而与越南山水相连的中国，却极少人了解《红运》。回想起来，我第一次听说有人研究武重奉是1996年秋天。我去旁听一位研究越南文学的硕士生汇报他的题目《武重奉短篇小说研究》及主要研究思路，他谈及选题理由时特别强调武重奉的长篇小说已经很多人研究，但短篇小说似乎没有引起重视，涉足者甚少。当时我刚读大三，只是模糊地了解到武重奉是越南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颇有争议的作家，其作品受左拉等自然主义流派影响，在两性描写方面颇为大胆，长久以来都被视为淫秽。但我那时未读过他的作品，此后很多年，这位作家似乎也一直在我的视线之外。

  2000年我赴越南河内国家大学所属社会人文大学留学，抵达之后不久我发现几乎每家书店都有《红运》销售，立即购买阅读。2003年秋天，我开始给北大本科生讲授越南文学史课程，特意对武重奉的生平事迹及创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了解。2012年开始，我尝试在研究生课堂上讲授《红运》节选。名著的魅力就是经得起时空的考验，《红运》虽然是1936年的作品，可是我们今天读来，依然感慨它的写法之先进以及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与当下是何等相似，尤其是婚恋观、女性观，令我常常误以为作者就活在当今社会。然而种种原因，我们作为邻国，这样的作品却一直没有译介，也几乎没有研究文章出现。因此，当北大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吴杰伟教授牵头做教育部重点项目“东南亚现当代文学翻译与研究”并邀请我负责越南部分子课题时，我马上想到的是翻译和研究《红运》。感谢课题组其他国别研究的同人，如今一带一路背景下区域研究尤其是东南亚区域研究异常重要，在我们多次的课题交流中，我了解和学习到东南亚其他国别文学及其研究趋势，受益匪浅。也感谢北大越南语专业2012级、2015级本科生参与有关武重奉作品的讨论，感谢越南语研究生许阳莎、张心仪以及来北大进修的云南大学越南语教师王继琴，还有云南民大2017级硕士生罗斯颖、顾竹一、杨阳等参加了《红运》节选的阅读和讨论，使我有勇气继续翻译和研究这部作品，特别感谢张心仪同学，她从头到尾帮忙校对了我的译稿，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由于《红运》的语言非常独特，给翻译造成了很大难度，记得几年前我与一位多年不见的越南朋友重逢，她在中国获得古典文学博士学位，论文曾荣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她得知我在翻译《红运》时对我说：“《红运》语言太难了，有些地方我都看不懂。”《红运》的语言夹杂大量法语和汉文借词，同时充满俗语俚语，加上涉及1930年代的一些风俗人情，翻译确实不易；但《红运》又是这样一部历久弥新的重要作品，吸引着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同时也令我深感必须慎重对待书中的每一个字。

  这里仅举武重奉的中文名翻译说明。“武重奉”三个字的越南语是Vũ Trọng Phụng，越南人的姓名与中国人一样，也是由家族姓氏加上名字组成，主体民族京族常用的两百多个姓氏在中国也都有。因而这里Vũ对应“武”姓没有问题，但是Trọng对应的汉字则有“重”“仲”，Phụng对应的汉字也有“奉”“凤”“唪”“莑”等，选用哪个字，需明了作家的名字的含义。由于作家去世很早，其父亲又早逝，很难找到与名字含义有关的可靠资料。先前中国学者多采用“重奉”二字，也有人用“重凤”“仲奉”等。我在越南网上搜寻，可以搜到1933年作家的记者证，上面只有越南语名和法语名，没有中文名。越南人一般认为武重奉只有一个女儿武媚姮（其母为武媚娘），且已于1996年去世；但2007年美国加州忽然冒出一个名为武仲卿（Vũ Trọng Khanh）的人，称其母陈氏金凤与武重奉是同学，1928年结婚后生下他。他还称武重奉因生在壬子年，原名武文子，婚后因为太爱妻子，取笔名为武仲凤。此人写了很多材料发布在网上，不过，武重奉的女婿严春山在越南的媒体《祖国报》《前锋报》《妇女报》访谈时都作了反驳，其他一些武重奉的熟人也进行过反驳。笔者请教河内师范大学语文系主任杨俊英老师时，他说应该用维基百科上的“武重凤”，原因是武重奉的父亲名为Làm（麟），由于《礼记》在越南传播广泛，越南人也很重“麟、凤、龟、龙”四灵，因而武重奉的名字最后一个字应为“凤”，“凤”在现代越南语里写作Phu′ọ′ng，可是又因为武重奉的伯父名为 Phu′ọ′ng（凤），为了避讳，武重奉最后一个字改为Phụng但意思还是“凤”。我觉得他说得有一定道理。可是我又查到1960年代和1970年代越南外文出版社的中文书籍中提及武重奉时所用的是“武仲奉”。由此可见，仅仅作家的名字就涉及太多越南语言文化问题，由于尚无定论，最后我决定采用多数中国学者所用的“武重奉”。

  我还要感谢我系印尼语同事罗杰副教授把自己珍藏的英文版《红运》赠送给我，2018-2019年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学时曾有幸与英译者之一阮月琴（Nguyn Nguyt Cm）女士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见面并旁听她的越南文学课，在这之前六年我就与另一位译者，也是月琴的先生，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主任彼得·兹诺曼（Peter Zinoman）取得联系。感谢他们的翻译，我在最后修订过程中曾从头到尾对照过英译本，有些地方通过英译本发现了自己的问题，又不断请教业内同人和一些精通中文的越南朋友；与此同时，我也发现了英译本中的一些误译问题，可见这部小说的翻译难度，即使与母语为越南语的人共同翻译也难免出错。感谢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文化处彭世团参赞为我答疑解惑，并在百忙之中为此书作序，感谢暨南大学古籍所越南留学生陈来德、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越南留学生暨胡志明社会人文大学中文系教师裴幸娟、越南河内社会人文大学中文系教师丁秋怀等朋友不厌其烦地回答我的相关问题。感谢我的师姐彭慧英的支持和帮助，她从北大越南语专业毕业之后多年从事中越贸易工作，却一直热爱阅读越南作品（我相信这是她事业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常常与我分享心得体会；她也时常告诉我越南客户对《三国演义》等中国文学作品的谙熟，这也令我深感作为讲授越南文学课程的中国人，有责任把越南文学作品译介到中国来。感谢四川文艺出版社，选择出版包括越南小说在内的东南亚文学作品，在强调民心相通的今天，无疑是一件嘉惠于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好事，这充分体现了出版社的眼光和魄力。最后感谢策划人曾嘉慧、冯俊华和编辑周轶、苟婉莹的辛苦努力，感谢艺术家子杰。如果说人的一生就是不断与一些人、一些作品相遇的过程，那么我感谢这样的相遇，虽然，有些相见恨晚，但毕竟相遇了，也期待读者能借《红运》与越南文学、文化相遇。

  2021年6月29日

  于北大肖家河教工住宅区

• 小丑杀手

  作者：望园市场宋慧乔 发布时间：2011-11-13 20:50:01

    读这本书的时候，正直上高中时期，在课业的压力间读的，恰好是夏天一次放学的时候，飞进我的车筐里一只螳螂，我当时欣喜若狂，抓来养了。一边看书，一边养螳螂，一边感受杀手一次次带给我的屠杀魅力。例如往瓶子里扔一只蜘蛛，螳螂的镰刀真的是一把就能把蜘蛛杀死。经历了磨刀，成长，脱皮，再到有尊严的死去。生命的完整，遗憾的是没有配偶这只公螳螂没有为爱情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