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这座城 藏羚羊旅行指南编辑部 北京出版社，【正版保证】 word 电子书 免费 下载地址

《广州，这座城》是一本精品旅游图书。本书呈现了广州这座古典与现代并存的岭南大都会的多彩面貌，将广州古老的庙宇和精致的洋楼、俊秀的山岭和隽美的沙洲、创意园区与商业中心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真正带你走进广州。本书由作者亲自踩线、采访及拍摄，带领读者跟随作者的脚步，领略一处处隐藏着的美景、美食、经历一次与众不同的旅行体验。真正走进一座城，遇见一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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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羚羊品牌介绍

藏羚羊旅行指南编辑部成立于2000年7月，是支原创、亲自踩线的旅行指南编写团队。其作品被称为中国自助旅行者的“”，深受广大旅行者的喜爱。

本书执笔

高鹤鸣

高鹤鸣，地地道道的北京大妞，生活在京城之中，喜欢探索世界各地，感受每一处的不同。喜欢探索世界各地，感受每一处的不同。曾经职业的经理人，面对日复一日朝九晚五的无尽轮回，最终决定找回自己想要的生活，放弃稳定的工作，成为今天的自由撰稿人，也许明天还会有更精彩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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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wavyfly 发布时间：2023-06-02 19:57:26

  6/10

  有點尷尬的，不算旅遊介紹，人文相關又不算太深，總覺得隔靴騷擾。速讀即可。

• 作者： 余音绕梁如新 发布时间：2022-04-24 11:26:36

  看不懂

• 作者： 沨 发布时间：2015-08-11 21:51:32

  国外部分好惨烈

• 作者： 张天翼 发布时间：2023-01-21 12:10:18

  喜欢书中关于死刑与遗族的讨论

• 作者： 撒哈拉渔民 发布时间：2023-02-05 15:08:57

  乌龟王国和裤衩一条街实际上讲的是同一个故事，脑洞很大，但并不新颖。 文中也说明了孩子究竟多单纯，一只乌龟都能拐走他

• 作者： 夜尤声深 发布时间：2019-05-23 02:46:33

  这就是人性与社会现实

• 我们是最后一代迷路的人吗？

  作者：于是 发布时间：2016-09-28 13:13:06

  如今，从城中交通到环球旅行，手机以及地图软件都已成随身标配。东欧小巷、北美公路、甚或世界第一复杂的日本地铁系统，电子地图都会用手把手地给你指路。“鉴于线上地图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准确指出我们的位置，我们将成为知道迷路是什么意思的最后一代人。”

  地图必不可少，地图的更新与时俱进，但要说地图的历史，又有多少人清楚？地图从无到有，世界从古到今，两相映照。伦敦大学文艺复兴研究中心的布罗顿教授就以“地图”和“历史”这两个关键词构建出了巨作《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

  早在公元前380年，柏拉图就在《斐多篇》中记录了苏格拉底的信念：灵魂死后上升时就能俯瞰球形的世界，恰恰是两千年后人类在太空看到的景象！包括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波希多尼、斯特拉波……诸多先哲都为地理学贡献了一份力。其后，公元150年，天文学家托勒密在亚历山大港完成了《天文学大成》和《地理学指南》，归纳了千年来希腊人对已知世界大小、形状和范围的思考。虽然托勒密认为地球是静止的，但他完成了迄今为止将地球投影到平面上的最有持久影响力的尝试，开创了“根据已知的数学原理就能绘制已知世界”的制图学。

  经纬线，两极，赤道，回归线。一千八百年前的托勒密地图已具备的这些元素，沿用至今。地图和地球仪，多半被认为是地理学上的用具，但它们并非只为地理学所用，解读其背后的观念和动机，窥视制图师所处时代的风尚与精神，才能领会每一幅地图所蕴含的科学、政治、宗教等重大变革，亦即“地图中的世界史”。

  1154年西西里国王的纯银盘地图以南为上，融汇三百年历史的阿拉伯地理学、基督教徒的旅行笔记、伊斯兰制图学。1282年赫里福德绘制的《世界地图》以东为上，是由神学、而非地理学界定的世界图像，需要通过信仰、而非位置去理解图上的地点，展现了雄心勃勃的基督教新世界理念。而中国自古以来的地图都以北为上，这一点不同就足以引出伊斯兰教、基督教和东方佛教、儒教的诸多异同。被誉为“中国的托勒密”的裴秀在晋朝就确立了制图六体，在网格、标准的比例尺、几何和数学计算距离、标高和曲率等方面，和同时代西方人不相上下，但更注重考证：他的地图不依据实地测量，而基于文献。

  这也提供了另一个有趣的视角：地图不仅仅是对空间的描述，还蕴含着时间线索，其内在的叙事更耐人寻味。赫里福德的地图讲的是从创世纪到救赎的基督教义；宋朝的《禹迹图》和《华夷图》是将神话地理与金朝入侵前的理想地理融为一体；1402年朝鲜以《疆理图》的形式表达对当时世上最伟大的帝国的态度：占据大半画面的并非朝鲜版图，而是中国，用的也是包括风水在内的中国制图法。

  地图对历史的展现能力，在美洲被发现后达到了新高度。美国国会图书馆在1999年用1000万美元购买1507年的地图，仅仅因为那是有史以来第一份正式记录美洲大陆的地图。“亚美利加”这个名词得以保留，不是因为大家对于发现大陆的人是谁达成了统一意见，而是因为这是政治上最能被接受的术语。就像被誉为“美洲的出生证”的地图真假莫辨，美洲的起源也是众说纷纭，历史在行进中不会留下统一而明确的记录，而是充满了探险家、制图师、印刷商和史学家相互矛盾的说法。

  十六世纪，大航海时代，地图也迎来了实践的证实和证伪。日本学者宫崎正胜在《航海图的世界史》中提到，“冒险”本是阿拉伯语演变而来的航海用语，意思是“没有航海图的航海”。海上道路的开拓是壮阔惊险的人类史的重要部分，以麦哲伦来说，其不幸源于不准确的地图，其幸运又造福了以后的地图。波托兰海图，佛兰德海图，库克的海图……宫崎正胜专注于海图的历史，很像番外的参考书，和布罗顿教授关注世界地图发展史的新作一起看更有乐趣！

  十七世纪，葡萄牙发明了现代制图术的科学工艺，荷兰人将其产业化。装载于胡桃木箱中的整套奢华《大地图集》就是豪门贵族最青睐的礼品，那是印刷业的巴洛克式的巅峰之作，当时出版规模最大的书籍之一，也是第一幅引入日心体系的世界地图，极具荷兰美学特征。美则美矣，却无建树，这些地图没有提供任何创造世界图像的新地理学方法，出版商和制图者仅仅是在迎合消费者，大众感兴趣的是这种产品的装饰价值，而非科学创新和地理的精确度。布罗顿特别指出：它代表着“从托勒密时代就推动制图者获取全球地理学知识的古代传统已告终结”。

  绘图越来越精准，投影法多至五十余种，地图类型也变得多样，领土和边界之争也就越来越复杂。从政治上操控地图，比从地理学上制造地图，显得更为紧迫。十九世纪，法国卡西尼三世以量化精神开启国土勘测计划。二战时期，制图操控达到空前可悲的程度，政治化倾向愈加明显，沦为政治宣传工具。这也势必带来反弹，1973年，德国历史学家彼得斯公布他的投影法地图，宣称这份世界地图足以取代称霸四百年的麦卡托投影，“及其背后隐含的欧洲中心假设”。彼得斯将世界各地的平等摆在第一位，但专业人士不断攻击他的投影法有误。尺寸失真的地图，会比精神平等的地图更好吗？

  自从巴比伦的无名作者第一次用黏土在泥板上绘制地图，至今已有三千年，人类一直梦想有一幅能被普遍接受的世界地图，然而，即便是谷歌地球的工程师都承认：建立统一的虚拟线上世界地图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直到今天，世界地图依然像是理想主义的幻象。

• 文学与政治

  作者：尤里卡 发布时间：2024-01-04 17:20:50

  当今世界，文学市场上泛滥着种种乱象，比如将恶俗伪装成艺术的创作、过度商业化的营销、不公正的评选机制等。我们还可以再追问一句：这些现象是最近才出现的吗？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告诉我们，图书市场和文学界的这些问题二十多年前就存在，只是一直延续到了当下而已。

  在《多谢不阅》中，乌格雷西奇痛陈了文学世界让人眼花缭乱的商业运作和大跌眼镜的无底线行为，从图书出版到市场营销，从内容写作到作家伦理，从文学样态到大众趣味，文字犀利深刻，语言谐谑放达，大有“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之感，展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道德与良知。试举几例：

  针对书籍营销，“当今的文学生活已经被琐事压垮了，围绕作品的琐事似乎已经比作品本身重要：书籍销售文案似乎已经比书籍本身重要；书封上作者的照片似乎已经比书里的内容重要；作者在大报与大电视台的亮相似乎已经比作者究竟写了什么重要。”这就导致“文学链中最重要的两环——作者与读者，从未像现在这样，隔得如此遥远”。

  针对写作工具类书籍，“这样说的书不胜枚举，它们面向有潜力写作的人，指导他们如何开发自己有限的天赋，成为作家。书市中五花八门的DIY书籍开始致力于培养大师——既然说的是写作，要学的东西自然很多，比如《真希望我刚开始写作时就懂得这十二件事》。”

  针对媚俗现象，“市场将平庸知识化，知识分子则将知识平庸化。”“简化用语，成了公众讨论时不成文的规范，成了表达公众观点的通用办法。哲学演绎（说难听了就是“闲话家常”）代替了哲思，文学模仿代替了文学，文化小品代替了文化，政治正确的政治演绎代替了真正的政治观点——这一切悄无声息地填满了公众生活”。

  在这些文章中，乌格雷西奇无所畏惧地“四处树敌”，将笔锋劈向出版商、书店、作家，甚至读者，可谓是“一个也不放过”。这也难怪，纳博科夫说过：“在一个充满垃圾的世界里，决定成功与否的，不是书，而是广大的读者。”或者如乔治·桑塔亚那所说的，“美国人热爱垃圾。我不怕垃圾，可我怕这种热爱。”正是所有群体的默示性“合谋”，才使得“劣币驱逐良币”，造成了文学世界的功利化和庸俗化。

  乌格雷西奇1949年出生于前南斯拉夫，也即是如今的克罗地亚。1991年南斯拉夫内战爆发时，因对战争和民族主义的批评，乌格雷西奇备受攻击，不得不于1993年离开祖国。用她本人的话来讲，“由于受不了公众间的、政治上的、文化上的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谎言，我选择离开我的祖国”。之后她先后流转于美国、荷兰等地，继续从事教学与写作。

  乌格雷西奇拒绝外界为其打上的“克罗地亚作家”这一标签，而是将自我定义为“跨国界”或“后-国家”的写作者。在《流亡作家》一文中，她对自我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虽然克罗地亚并不拿我当作家看，但任何一个别的地方都无一例外地将我归为克罗地亚作家。如今的我要比一直待在克罗地亚要克罗地亚得多，虽然这并非我所愿。换言之，我成了我本质上不是的那个人。”她还说道，“我自己既不是移民也不是难民，更不寻求政治庇护。我只是个作家，在她人生的某一刻决定离开她的祖国，因为她的祖国，已不再是她的。”

  因此，从乌格雷西奇的写作来看，她并非只是一个静坐书斋、不问世事的作家，而是始终关注时局、介入政治的。这也是本书的另一个主题，她还探讨了很多政治议题，或者将文学融入这些议题之中，不断延伸和拓展，比如东欧性与东欧作家、文学流亡、南斯拉夫内战、种族冲突等。在这些文章中，乌格雷西奇延续了自己的批判立场，对祖国内部的种种丑相也毫不留情地予以抨击和挞伐，并声称祖国为“随时准备向任何反对自己的人扔石头的、顽固的、排外的、自我麻醉的、气势汹汹的、故步自封的民族”。

  乌格雷西奇还嘲讽了克罗地亚无耻的“御用文人”与荒诞的文学生态，在《战争是战争，知识分子只是知识分子》一文中，她说道，“我最讨厌的是那些声音最响的人，那些擂战鼓的人，那些把自己写作的技艺卖给政府、政客与军阀做附庸的人，好像他们不是作家，而是小厮。”

  《对民族文学史的几句贡献：在克罗地亚当作家的十大理由》一文更是讽刺度拉满，从语言、文化、道德等多个角度挖苦了克罗地亚的文学怪象与文化“奇观”：“克罗地亚的文化景观充满活力、日新月异，故此，它比其他地方都要有趣且刺激得多。比如说，我原来认识的一些编辑后来当上了警察局局长，原来认识的美学教授后来当上了国家军事顾问。我还认识几个贼，后来被称为人道主义者，几个人道主义者，反而变成了贼，还有些作家变成了战争犯，有些战争犯变成了作家。”“克罗地亚作家经常改变自己的态度与观点，有时甚至是生平。既然所有文学都可以自诩并无一定之成规，克罗地亚文学自然也可以。只要克罗地亚文化部长公开说自己不看好这个或那个作家，该作家的作品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禁书。”

  当然，要完全理解这些文章，需要对南斯拉夫/克罗地亚的政治、文化、历史、地理等有深入了解，也就是需要对这些文章的文化语境十分熟悉，才能充分吸收乌格雷西奇的表达，尤其是那些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的句子。

  埃内斯托·萨瓦托在其回忆录中说过，“作家应当是他们所处时代的公正见证者，应当具有说出真相的勇气，敢于起身和任何被个人利益蒙蔽、无视人类神圣性的官僚主义做斗争。”乌格雷西奇无疑是这样一位敢于说出真相的作家，就像她在本书“致谢”部分所说的，“《多谢不阅》是作者在两种创作冲动的相互斗争中完成的。一种冲动在作者耳边小声说，一个尊重自我的作者不应该去写一些聪明人不大愿意说的事。另一个声音则相反，它说：自己是否显得聪明，并非一个尊重自我的作者应该过分关心的事。”乌格雷西奇听从了后一种声音，尽管这意味着被攻击、被污蔑，甚至被封禁，但她依然选择履行作家的天职，不假装赞美，不虚伪掩饰，而是用刺耳的声音，去刺破表象的面纱，揭开大众视而不见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