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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豆是故乡圆 发布时间：2021-01-30 17:55:07

  用简单的实验揭示了生活中各种东西的原理

• 作者： 我的剑会笑 发布时间：2011-04-08 09:17:05

  思考最大的敌人就是复杂化，因为它会导致混乱。这本书写的很好，简单易懂，六项思考帽的概念可以把复杂、繁琐的团队讨论问题程序化、简单化，从而极大的提高效率。只是不知道这项理论实际运用起来怎么样，因为按照我看来，带有蓝色帽子的那个人是关键-必须拥有一定的权威和开阔、广泛的知识、经验，参与讨论的人也必须有一定的逻辑性，这些都是国人所欠缺的。利用早晨晒太阳的时候，用28分钟读完。

• 作者： 粟冰箱 发布时间：2019-12-21 19:19:37

  这本读了一个多月，每天一两篇，像一千零一夜故事。辛格真是讲故事的高手，前期写犹太人村落，风格浓烈、神秘、荒诞、虔诚，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分。后面写的很多移居美国的故事感觉缺了点根底，没有那么强的生命力。但是，一本选集能这样高质量，还是值得五星推荐。

• 作者： 1900 发布时间：2022-01-03 15:55:01

  我是每个人都逐页逐页的翻看……于是看到了无数个故事……

• 作者： 李腊月儿 发布时间：2012-01-28 11:14:27

  睡前必读，睡时必抱

• 作者： 椰子味的菠萝 发布时间：2022-07-06 14:30:11

  名媛的婚恋爱情也不一定尽善尽美

• 我的童年

  作者：Sophie 发布时间：2010-05-17 17:49:02

  以前每天的黄昏都会看机器猫，现在回想起来都是满满的幸福。现在孤独郁闷的时候，都会打开来看看，即使忙别的事，电脑开着，放着机器猫，都觉得很开心。

  心情调和剂，简单的幸福。

  羡慕康夫。。。。

• 我希望通过淡淡的情绪流动，把一些年代感记录下来

  作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发布时间：2023-09-06 11:28:31

  8月31日，《我在岛屿读书》第二季收官，豆瓣评分依然保持在9.1的高分之上。在节目中，余华、苏童、莫言……这些长久以来通过作品被认识的作家，在节目里亮相，并呈现出与观众想象中作家形象不同的“反差萌”。让我们对“作家”这个身份和他们每个人都拥有了全新的理解。

  

  相较于作家来讲，常以“编辑家”身份出现的程永新就稍显陌生。但是穿着余华送的岛屿风花衬衫悠闲出镜的他，却是余华的《活着》、苏童的《妻妾成群》、王朔《顽主》、贾平凹的《高老庄》的发表的重要推手。用苏童的话说，他是“我和余华成长道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伯乐”。

  8月27日，《收获》主编、作家程永新带着他首部长篇小说《穿旗袍的姨妈》的最新修订版来到上图东馆，与作家毕飞宇、李洱、苏童、王尧畅谈“青春里的文学，文学里的青春”。

  比起作家，程永新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文学编辑。从1982年走进《收获》到现在，四十多年了，他推出了写进文学史的“先锋专号”，经手发表了《活着》《妻妾成群》等名作，他被称为“中国文学的一面镜子”。

  但程永新也写过小说。他的《到处都在下雪》是作家马原眼里“毫无疑问的杰作”，他的《穿旗袍的姨妈》被作家余华形容为“简洁而博大”。

  今天，小艺君给大家带来本场活动的回顾。

  毕飞宇：

  历史的火光已经燃烧了起来，

  可孩子因为生物钟睡着了

  

  毕飞宇：

  今天参加的是程永新老师的长篇小说分享会，我想先从人谈起。

  从事文学的人，可以分两波：一部分是一开始就写作，一部分是一开始做编辑。我越来越发现，做编辑，尤其像程老师这样的大编辑，到了一定的年纪以后，他的身上会散发出人性的光芒。写作的人都比较自我，你不能说我们写作的人特别坏。我们不坏。但是长期以来，因为写作，我们面对人和事变得越来越自我。反过来说，一个做刊物的人长期以来面对的是他人，内心有一个愿望，紧紧的凝聚起自己的目光去看他人身上的光芒，去发现他人身上的好，去寻找他人身上的才华。这个时间特别漫长，因为他把过多的时间用在别人的身上，因为他把过多的精力投放在别人身上的闪光点上，所以这个人慢慢会有变化，可以说是性格特征，也可以说是人性光芒。

  上海书展期间，我在上海办我的小说活动，程老师今天的状态和那天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他刚才说他忐忑，我信，我真信。因为他的肢体语言和讲话神态像是在说：我今天麻烦人了，我觉得特别不安。

  我为什么对这个敏感？像我们这种人，像苏童、李洱这种“坏人”，别人对我们好，我们会忽略，甚至会认为理所当然。但从前几天的上海书展到今天的活动，我发现了程老师身上微妙的变化。如果说，以往我对程老师更多的是尊敬，现在可以说，对他更多的是爱。他把很多的精力花在我们身上。

  想说的第二点是什么呢？作为读者，我看书的时候有一个习惯——代入。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是有些特别的。为什么？因为这本书里有一个黑洞，就是父亲。一个小孩成长在黑洞的面前，或者说，这个黑洞像一口井，这个小男孩的一生始终围绕这口井的四周打圈，这种情绪，这种叙事的进程，它是非常容易走进我内心的。

  我们都知道，程永新是一个顶级的，一流的，甚至可以说是最好的编辑。但是，我们有时候很可能会忽略这个作家的才能。余华讲这是博大的小说，我想说是的。他写小说的能力真是强。我们私底下聊天的时候会提到，一个人会写或者一个人不会写，一个人能力充沛或者一个人的能力瘦小。程永新真是会写，有些部分写得特别令人感慨。

  举一个小例子。小说里的“我”有中耳炎，扁桃体也容易发炎，这时候他做手术，全麻。做全麻手术的时候，医生得问他叫什么名字，几岁，在哪儿，他就得应对，医生靠这个东西判断你是不是麻醉了。医生还问，爸爸是谁？整个小说里，这个父亲是黑洞一样的人，而父亲真正出现的时候是在哪儿呢？是手术之前，一个人即将进入深度睡眠，或者说昏迷，或者说不省人事的时候。在那样的点上，小说里“我”是没有能力去回答这个问题的。可是，恰恰在这个点上，麻药阻止他面对这个问题。——这就是小说的写法。手术醒来之后，最重要的问题一定是——我父亲是谁？我爸爸在哪儿？这给小说带来巨大的内在推动。

  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60年代初期，书写了五岁的孩子从童年到少年的成长。在60年代中期，整个中国发生了非常重大的事情。那一天，姐姐们带着“我”出去玩，姐姐们背着弟弟，弟弟在姐姐的背上。他的生物钟到了，到这个点他该睡觉了。可是，燎原的大火，历史的火光已经燃烧了起来，可孩子因为生物钟睡着了。

  从小说的推进发展来讲，它有许许多多种写法，但是对于我们读者来说，如何把小说内部构成小说的信息有效地传递给读者，在传递的过程中有效地呈现出小说的魅力，这是我们每一个写作的人挖空心思都要做到的。你看，一个昏迷，一个睡眠，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有效地规避了两样东西，这个规避不是规避，其实是更重要的缘由，也可以说是小说里更加重要的能量，小说顺着这个能量往前走。

  啰唆半天其实就是想说，在程永新的职业生涯里，他把更多的时间用在面对他人，把一部分时间用于面对自我，他在写作上所花的时间一定远远少于我们。但不管时间的多和少，一个小说家的能力，一个小说家的才华，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可阻挡的。

  苏童：

  “路过”后面的悲怆和辛酸，

  让一个人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

  构成了民族史的一部分

  

  苏童：

  在我跟程永新还不相识的遥远的80年代初，我听说一个故事，上海巨鹿路675号经常会出现一些小姑娘，那些小姑娘有的在门口，有的在洋房里转来转去。有人问，来投稿吗？有稿子吗？（她们说）我们没看稿子，我们来看一个人。据说是看巨鹿路的“潘安”，“潘安”那时候坐在编辑部里认认真真地看我们的小说。当时我们的关系是这样的。

  程永新写小说的历史其实蛮长的，我记得有一次余华“诬蔑”我跟程永新互相交换稿件，这个当然是不存在的。但他写小说的历史其实很早，最早是写知青题材，《防风林》写的是在苏北盐碱地大风农场的插队生活。《穿旗袍的姨妈》是第一部长篇，这个长篇我也是重读。我第一次读的印象不太深了，没有像今天读得那么细。这其实是程永新的长篇处女作，很明显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他的自传成分差不多超过卢梭《忏悔录》。我读的时候经常想起《忏悔录》，《忏悔录》写的是少年到青年的流浪，他的流浪是物理意义上的流浪，在法国投奔亲戚，从一个修道院到另一个亲戚家。但在程永新的这部小说里，姨妈，尤其是“穿旗袍的姨妈”作为一种形象，代表一种上海风。在“大跃进”甚至到70年代的时候，我们街上也有几个爱美的女性，爱美到仍然穿着60年代之前的打扮，穿旗袍，穿高跟鞋。她们在我们苏州人眼里，是上海来的女人，“穿旗袍的姨妈”这个形象对我来说并不吃惊，但我也不至于认为那个年代的上海女人都会穿旗袍。但是在我的概念里，旗袍在当时代表的是很反叛的形象。

  这部小说里最打动人的是那个男孩，也就是“我”。他从童年开始到少年，到知青时期的生活，让我想起《忏悔录》。卢梭的《忏悔录》有流浪的荷尔蒙和青春的迷惘，这两部分组成《忏悔录》的基调。在这部小说里，程永新写的是在那样的年代里，一个男孩的成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穿旗袍的姨妈》是“成长小说”。这个小说里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所有男孩的名字都是以动物命名的，所有女孩全叫水果的名字。我想这是有潜意识的，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暗示着女孩是他封闭黑暗童年生活里的一道阳光与香味。这是我强加于你的，你不得不承认。

  这个小说里有一个核心细节。毕飞宇刚才谈到父亲的黑洞，这是这部小说的阴影，这个阴影是小说的某种灵魂。这个男孩所有的恐惧其实在这个阴影的俯瞰之下，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所以我们认同这道阴影的自然存在是一个父亲。这个父亲不是天父的形象，而是充满罪孽的，代表着黑暗、无望，甚至是噩梦。我记得有一段情节对解读这部小说很重要。他写到运动刚起来的那几天，一家人处于恐慌状态，把家里唯一的男孩送到苏州河的亲戚或者朋友家的阁楼上，阁楼上恰好有几本书。那个阁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诺亚方舟”，因为那几本书很像是“诺亚方舟”上带去的动物、谷子，所以它是可供生存的。这个“诺亚方舟”从苏州河边出发，沿着这条线索，一直可以解读到小说结尾“我”去插队。小说的结尾处理得很淡，但是整部小说却有一种非常悲怆的气息。最后，“我”去了母亲的故乡。中国人谈故乡、乡土、祖籍、籍贯，往往是父系。但《穿旗袍的姨妈》里写的是母系社会，是一个男孩在母系社会里的成长。小说的结尾写的是他回乡拜访母亲的亲人，但另有一笔，他坐火车回上海的时候“路过”了父亲的故乡——那个我们真正所说的中国的故乡，在他的字典里是“路过”。这个“路过”后面的悲怆和辛酸，让一个人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民族史的一部分。

  李洱：

  人物被命名为骆驼，

  是带着巨大的胃囊通过沙漠的成长过程

  

  李洱：

  刚刚苏童提到，小说里所有的男人都是动物，所有的女人是水果。我在阅读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名字叫过山风，一查过山风也是动物，是眼镜蛇，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再往下看，阁楼上给骆驼送鱼的人叫袋鼠，我一下子觉得程老师对人物的命名非常精彩。我们想一下，袋鼠给别人送东西，好像从袋子里往外掏东西。我想起他的《若只初见》里写到了三个女孩子，都叫青青，我从这看到程永新老师非常微妙的分寸感，他对不同人物的微妙心理通过人物命名的方式表现得非常充分。这个过程使我想起我早年学习写小说的时候程老师对我的指导。我认识程老师比较早，85年86年认识到程老师，当时我还是学生，还在华东师范大学上学。你看苏童叫程永新老师叫程永新、永新，毕飞宇叫程永新、永新，只有我规规矩矩叫程老师，因为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就认识程老师，那时候他对我的写作就有很多的指导。除了对篇章结构的指导，程老师对一些细节的安排使用，有许多非常精彩的、非常丰富的回忆。

  对这部书的理解，我也同意苏童的说法，把它看成一部“成长小说”。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所有中国小说都应该纳入“成长小说”的范畴。如果你认为中国现代化转型还没有完成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时代的所有中国小说纳入这个范畴。骆驼的命名我认为非常讲究。骆驼是以被沙漠淹没的方式通过沙漠的，这部书可以看成是在文化沙漠时期，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后期这样一段文化相对贫瘠的时间里，骆驼穿过这一时段里的沙漠逐渐成长的过程。所以他把人物命名为骆驼，我认为代表这个人物非常饥渴，带着巨大的胃囊通过沙漠成长的过程。

  我们都知道，梁启超在1900年有一篇非常重要的论文《少年中国说》。他说，别人说中国是大帝国，历史多么悠久，但我们应该重新把这个国家当成少年，应该从头再来，重写少年中国的故事。这部书就是非常直接，非常精准地写出了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中后期，我本人非常希望了解的过程。所以它对我本人有很多很多启发。

  这部书的意义在哪儿？刚才苏童老师说是带有个人自传性质强烈的一部书，这样一段在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中期的成长过程，我认为跟今天的年轻人的成长之间具有非常直接的对应关系，可以当成一个比喻，一个暗喻。我们在今天所感受到的，我们觉得今天生活非常方便，能够享受各种各样的自由，享受各种各样的快乐，这些你认为的自由快乐，和程永新老师书里所描写的生活构成非常直接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读这样一本书，对我们了解今天的生活有很大的帮助。

  小说里面父亲形象的缺失使得反抗没有非常具体的对象，没有对象之后你的反抗就无处发力，就变成一种只是跟表姐、姨妈、女同学之间的非常复杂、非常微妙的恶作剧式的反抗。这使得一个男人的成长失去了具体的反抗对象，失去了直接的反抗对象，失去了伦理意义的反抗对象后，我们只能在一种反抗对象不明确的情况下坚持反抗。在这种过程中，我们在逐步成长。就我所看到德国的成长小说，以及中国的成长小说，是第一次如此直接地去写我们的成长过程，但是成长过程当中最重要的那个对象是缺失的。当这个对象缺失之后，这个对象就详细地、平均地分化到了不同女性身上，然后我的反抗就变得绵软无力，带有某种调皮，时刻有一种失败的感觉。至少在我看来，到目前为止，中国小说家没有人敢在成长小说里这样去处理人物关系，这样去设置人物关系。而这个设置，这个反抗对象的缺失使得这部小说反抗的力度增加了。

  程永新：

  我希望通过淡淡的情绪流动

  把一些年代感记录下来

  

  程永新：

  这个书的草稿在90年代中期就完成了，那时候没有电脑，就写在纸上，后来就去做其他事情了，草稿就放在那里。我个人认为，90年代中期是特殊的时期，从当代文学史的角度来说，从80年代到90年代，90年代初期到中期这一个阶段，我们回过头去数一数，当代文学好多重要的经典作品都是在那时候出现的。余华已经写出了两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还有苏童的小说、毕飞宇的小说，王安忆也写出了《长恨歌》。这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焦虑，结果当我90年代末期回到上海，那时候挣了一点小钱，就想跟家里分开，有一个独立的居所。当我去买独立居所的时候，才发现作协的专业作家每个人都有一套房子。这个是现实对我最大的打击，最大的讽刺。对心无旁骛比较专注的人来说，他能够得到同样的回报，甚至可能比游游荡荡的你得到了更大的回报。

  就是因为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我才想到去修改这个小说。在座的都是小说的大家、行家，在这些人面前只能说实话。这个小说肯定带有比较多的自传性质在里面。但是你也不能说它完全没有虚构，它也有虚构的东西。当初我在修改这个小说的时候，其实我思考的是两个问题，这个是西方的经典和中国的经典给我的启发。如果光是成长的小说，比如像罗曼·罗兰以贝多芬为原型写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我是非常喜欢的。我喜欢它不是因为它的架构，我喜欢它细部的东西，非常细微，像小溪那样涓涓流淌，它处理人际关系、人性时那些微妙的东西。怎么写出这种微妙，这是我比较看重的东西，它不是通过大事件和强烈的戏剧冲突来建构小说，它是通过淡淡的微妙的东西，似乎有，又似乎没有，这种东西是比较打动我。所以在修改的过程中，其实我是在成长小说的外壳下，对我跟上一辈的关系思考得比较多。这中间当然有父亲，因为你要逃离，骆驼就是在沙漠上行走。还有一点，生在上海，你从来觉得你是没有故乡的，因为上海太繁华，太喧嚣，哪怕特殊时期也是人山人海。就像你小时候逛豫园、城隍庙、外滩时，小孩也不懂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上街。其实这个意象是一样的，心理感受是一样的。当你出生在上海，你又没有父亲，你不知道你的故乡在哪里，你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最后我去农村是背叛母亲的意志，是自己要求去的，我带了几百号人去了江苏毕飞宇的老家。我当初思考的就是跟中国人一代一代的跟长辈之间的关系。

  姨妈这个形象是有生活原型的，她几乎没有什么文化，她的工厂辞退她，她要申请劳保，可是她几乎是一个文盲，我母亲就帮她写申请书。她有一点退休工资，生活非常节俭，她最后死是因为长期营养不良造成肝功能还有内脏衰退，最后早早去世。可是，她去世以后引发了一场家庭遗产纷争。她那时候经常去旧货店，她一有空去逛商店，把那些桌子椅子全部买回家。她没有什么钱。最后她家里留下的那些东西居然都有文物的价值。你不知道她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她可能喜欢这个，她穿旗袍也是认为古色古香，她喜欢怀旧的东西。这让我思考中国这个民族的共性里，有些东西一直在流淌，但是你不知道从哪里流出来，你也不知道怎么传下去。

  所以我考虑的几个点，一个是跟上一辈的关系，一个是你的原乡在哪里。当初的架构是写三部曲，这个当然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西方中国都有。所以第一部结束的地方是在故乡，它写出了我为什么一直想逃离，一直想跟家人分开，一直跟家人、家族、亲属没有特别亲近的感觉，总是想逃离。大概的思路我是有的，我不想变成一本非常简单的成长小说，一本简单的自传，一本简单的把自己过往经历诉说一遍的小说。我还是希望通过淡淡的忧伤、情绪的流动能够把一些年代的东西记录下来。

  另外，刚才讲到动物、水果，我写的时候没有太大的考虑，也没有什么太深刻的想法，就是觉得起名字很烦，随便起一下比较简单。还有一点，在那个困难年代走过来的人，逢年过节才能看到大量的水果，水果在你心目中是非常美好的。小时候，它们带给你的意象非常温暖，非常甜蜜。在我的成长经历当中，男孩子会侵犯你、欺负你，他们对你来说都是野兽。所以有一堆水果的话，就很温暖。

  读者提问：

  读者：

  老师们好！程老师的小说写到一个男孩在特殊时期的成长历程，这个时期给人带来了一种强烈的无力感和庸俗感。刚才，苏童老师用到了流浪的荷尔蒙和青春的迷惘来描写这个时期男生的特点。请问苏童老师，您在青年时期是如何对抗生活带给你的不可名状的庸俗感？

  

  苏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记忆，我以前很喜欢打一个比方，我们的青春期，尤其是男孩儿的青春期是被我们脱下来后遗忘的袜子。这是一只袜子的味道。当你度过青春期，谈恋爱，娶媳妇，生孩子以后，当你成为中年人的时候，你再回望凝视那只袜子，那只袜子淡淡的酸臭味其实是记忆的香味，这个香味来自于你生活当中最饱满、最活跃、最多汁的部分，每个人都在怀念。青春期的孩子不懂得什么是青春，到了中年以后，当他回望的时候才发现，我曾经有过那样的青春。

  程永新老师用青春写小说了，尽管他的青春那么暗淡。每个人的青春都值得书写，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形式，用什么样的题材。我个人也写过很多青春小说和成长小说。

  读者：

  老师好！我是中文系的学生，各位老师都是我看过的书、写过的论文里所提到的老师。我想问程老师，这本小说为什么以《穿旗袍的姨妈》为标题？为什么凸显姨妈这一人物形象？

  

  程永新：

  我刚才已经提到一点这个意思。为什么写姨妈？姨妈代表了她们那代人的生活方式，对我这样的后代的一种影响。这个影响是巨大的。姨妈没有丈夫，没有孩子，她最重要的事情是让我陪她做儿子，我死活不从，所以她记恨，她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对你再好也没用”。这个人物特别重要，她有一种神奇的东西。如果我有可能三部曲写出来，还会写到她跟我父亲的关系，这里还是有一段故事的，我先不提早说。我想怎么让一个成长小说变得丰富，变得有棱角，变得有架构，姨妈是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人物。

  读者：

  各位老师好！今天我带着我姨妈来，但是没有穿旗袍。我想问的问题是时代的烙印。因为时代的烙印无论是对于读者来说，还是对于作家来说都是挺重要的。你们写的可能是你们的生活，但是对于我们90后来说就是故事。对于作家来说，你们怎么看待时代的烙印？

  

  毕飞宇：

  刚才那个小伙子问程老师的问题是关于姨妈的，我先顺着这个话往下说。打一个不太好的比方，在小说里面因为父亲的问题，生活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就像是从天而降的玻璃，啪一下，每个人都碎了，都不完整。“我”不完整，姨妈也不完整。如果你把这两个人拎出来写一个短篇，你会发现这是两个破碎的人，一个破碎的姨妈，一个破碎的“我”。刚才程老师讲，他特别在意小说里那些意味深长的故事。其实一般来讲，长篇小说不会这么写，短篇小说才会这么写。姨妈与“我”之间的意味深长的部分，我作为读者特别喜欢。

  小说一开始，“我”为了让姨妈高兴，这个五岁的孩子说了一句让姨妈开心的话，“我长大以后挣了钱给你花”。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姨妈给他提出一个要求——“你做我的儿子”。可是小男孩“我”躲了，在这个问题上就是没有答应。小说一直发展着，很多地方姨妈已经缺失了，可是有一个地方写得特别有意思，在哪儿呢？在舅舅来的时候。舅舅来了在吃饭，姨妈怒气冲冲地过来，没有任何前提，没有任何逻辑，没有任何原因，端了一碗菜怒气冲冲。为什么？她说你们把孩子教坏了。她认为，这个小男孩不愿意叫我妈妈是你们这帮大人使坏。虽然姨妈是缺失的，是残破的人，小说里也有很多篇章没有描写到她，但仍然能看到她每天每夜都在想什么，都在渴望什么。因为这些渴望没有得到满足，她找到一个毫不相干的点爆发了，这个细节意味特别好。我想说的就这么多。

  

  李洱：

  我也先沿着姨妈这个人物形象往下说。姨妈好像只在前四五节出现，后面没有再出现，一直到毕飞宇老师提到的细节，再出现就是姨妈去世了分财产。姨妈有两套房子，是她辛辛苦苦攒的，里面的家具是她辛辛苦苦逛各种各样的市场买回来的。这样积累财富的过程，可以看成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读者很重要的启示。这部小说也可以在这个时代读，这个时代的读者看这部小说的时候，不要以为写的是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的故事，他写的故事里既有时代的物质财富，也有时代赋予我们的精神财富——那就是一个男孩儿如何去应对姨妈偏执病态的渴求，去应对她的目光，去承受这样的压抑。

  那位朋友提到的所谓时代的烙印，我刚才说的话也是对你的回应。不一定对。我们不是简单的进化论，我们对财富的观念、对人性的看法还是比较稳定的，变化没有那么大。所以这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烙印，那个时代的烙印和今天这个时代给我们的烙印之间具有相当大的统一性，相当大的同质性，相当大的趋同性。这部小说在这个时代存在的必要性在于，它不仅仅是写那个时代，它也是写这个时代的。那个时代的烙印同样烙在今天众多的“骆驼”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