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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乌江亭长 发布时间：2020-04-24 18:21:45

  0.什么叫纪实文学？哈哈，“无条件”支持某位作家的，都自己来瞅瞅。1.因为美丽而被捕杀、灭绝，单就这件事而言，也许早先的“探险者”们罪恶更大。2.感谢司法体系，和我国当年的激情杀人异曲同工了；而阿斯伯格真正患者们，定是没渠道发声的。3.让我想起国粹的“点翠”，和本书也提到了的药用（中国）和毒品（越南）——只因话语权，当年和现今天被骂惨了诶。4.在众多人眼里，这位作者必然是一位“较真儿”的“白左”吧。“就事论事”，是绝大部分人所缺失的。5.我想把第1条修改下：当初驱动奴隶和工匠、耗费人命和金钱建造金字塔和兵马俑的，自然是暴君；但炸毁神庙的IS和扣掉手指的人，更是犯罪和对文化的蔑视。

• 作者： 后浪 发布时间：2018-12-06 11:32:47

  《最好的告别》作者阿图•葛文德、华人世界身心灵小说女王张德芬感动推荐！本书可谓美剧《实习医生格蕾》的纪实版，成规教导医生把复杂的临床问题抽丝剥茧、化繁为简，却在解构难题的同时，忽略了人性的联结，使得医者聚焦于治疗之余，往往忽视了心灵与肉体的关系、医生与病人的关系，以及人性与疾病的关系。

  医生是生命最终的监护者，引领病患和家属，走过通往终点的艰难路段。而医生能否在病患的生命终点，提供真诚的关怀与支持，如同医者面对的严苛“期末考”。

  当医者深入理解自身死亡焦虑的根源，以及治疗的意义（更多的治疗，并不代表更多的爱），才能做好某些比治愈疾病更重要的事：陪伴在病患和家属身边、聆听他们的感受、缓解他们的伤痛。唯有如此，医者才能成为真正的“疗愈者”。

• 作者： 牛渚西江夜 发布时间：2024-03-14 14:17:59

  开头有点些唬人，后面就是白开水

• 作者： 秀逗君 发布时间：2023-08-03 21:33:56

  沙发，这本书全面客观比较公正的记录了国共内战以来，大路台湾的各种纠缠与割舍，总的来说，蒋有民族大义，且政治立场坚定，实在坚守不住，蒋氏就放开，不像印度，明明烂到骨髓了，还硬说自己是参天大树。这本书看的不是很细，纸张是真好。买自抖音直播瑕疵，合22折。

• 作者： 小花儿 发布时间：2020-11-16 19:18:50

  莫名读到最后是以这样的方式逃出来，感受到了勇气！

• 作者： 遥看瀑布挂前川 发布时间：2022-01-24 16:13:18

  清华大学学堂在线MOOC课的配套教材，教授很幽默，语言文字很生动。我觉得这本书适合所有人看，对于商家和管理者，可以学习营销方法提升品牌质效，对于消费者，可以看看商家是如何利用心理学让你购买某种商品的，有好几个案例真的很有意思。

• 终于窥到法医的世界了

  作者：雾茧 发布时间：2016-05-17 15:19:09

  法医秦明系列与我以往读过的大部分推理小说一样，都含有推理元素，也都围绕凶杀一类刑事案件展开，但这系列却又有明显不同。比如，一般推理作品都符合推理十诫，其中之一便是“凶手一定要在出场人物之中”。而凶手则多是有预谋，就算没有预谋，也具有异常强大的反侦察意识和超高的心理素质，甚至超好的运气。他们杀人不必花费太大气力就可以成功，可以完全无视杀人的难度。多数情况下，不论男女老少都能一击必杀，就算死者反抗也不会留下明显证据指向死者。如果凶手采用某种机关，那么也一定成功的刚刚好。他们会采用各种手段来掩饰犯罪痕迹和制造不在场证明，其他人甚至老天都会有意无意帮他们。所以，这类作品最大看点在于揭穿诡计。

  而在法医秦明系列中（其实也是在现实世界中），这样的人并不多，有些反侦察意识的凶手都会成为每一部书的大BOSS。警方可以在现场或者尸体上发现各种各样的有效痕迹，甚至DNA指纹这种关键性证据，但证据怎么用却是难题，总不可能全市几百万人口挨个比对吧。所以其侧重点则是放在如何缩小搜查范围最终锁定凶手，看点是对凶手的侧写。因此大部分情况下，凶手都是完全不理会推理十诫直到最后一刻才会出镜，并且读者其实对真凶究竟是张三还是李四并不会太过在意。这是因为，法医秦明系列是作者从其真实工作中凝练而成，比较写实，每一个案件都是从法医（警察）角度着眼，事件进展顺序基本都是“接到报案——勘察现场——检查尸体——分析推理——凶手排查——案件告破——（犯人自白）”。所以这种纪实模式会使得情节比较贫乏，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进展过程等等并不会详述也没必要详述，最多就是在最后犯人告白的部分略有提及吧。既然不会像一般作品那样讲述完整的故事甚至大篇幅介绍登场人物的每一个细节，那么其实在读者的心中并没有形成鲜明的形象，所以凶手是谁其实不过是路人甲与路人乙丙丁的差别罢了。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少情节绝对不等于不精彩。我想这点从法医秦明系列能如此畅销就足以说明了。其实从各种蛛丝马迹找寻线索最终发现真凶这样的过程就足以吸引读者，也没必要刻意去丰富什么案件背后的故事，既然从警察视角出发，又何必关注凶手与被害人等之间诸多爱恨情仇，只要说明动机就够了。

  作为一个对推理写作也颇有兴趣的推理迷，在见到各种手法桥段都颇感似曾相识时，也会跟许多人一样感叹世界上各种手法已经被挖掘殆尽，推理作品早已系统瓶颈难以创新。此时能遇到法医秦明系列不得不说让人眼前一亮，豁然开朗。哦，原来其实也可以这样。推理不一定要是从给定嫌疑人中挑选出凶手，限定嫌疑人范围的推理一样精彩。更进一步想，其实每一个推理条件都可以作为一个推理结论再引出新的推理，如此发散下去，总有那么个点，会闪烁不一样的光。

  因为作者本身就是法医，这部书写的就是他的工作，破案依据也都从实践提炼，我想应该不会出什么大的推理上的瑕疵，如果真的有，凭我这样的外行也不可能发现就是啦。书中对法医知识的科普着实让人受益匪浅，赞叹之余也会觉得自己以前玩推理犯的错误着实可笑。举个栗子，犯人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试图通过改变尸体温度来混淆死亡时间，就会有推友采用冰冻尸体的方法。可是法医秦明告诉我们，冻过的尸体皮肤通透性会改变，而且解冻后会加速腐败，所以理论上冷冻处理尸体不可能法医看不出来的，更不会因此把死亡时间推迟好几个小时而浑然不觉。何况推断死亡时间的方法还有通过胃容物的消化程度以对比次进餐时间之类的呢。所以，法医傻傻的错判时间，侦探则通过尸体周围水迹之类的推断尸体因为被冰冻过而时间不准这样的小聪明，从专业角度看其实会是很低级好笑的错误了。再举个栗子，还有一个常见的桥段是凶手用钝器打击死者头颅致其死亡，而后让其从高空坠落，以伪装成意外或自杀。可是法医秦明告诉我们，根据死者是否有对冲伤能很轻易判断出其是被打死的还是摔死的，所以这种伪装毫无意义。再比如，在做推理谜题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都有法医出现，但是龙套法医除了给出死亡推断时间和死因之外，并不会再给出什么线索（啊，也许偶尔会指明一下特别明显的凶器）。看完这系列书后就明显感觉我们实在是太小看法医了，他们实际能提供的线索要多得多。很多谜题还把关键设置成死者是自杀还是他杀的，甚至用所有嫌疑人都排除这种方法来得出死者自杀的结论。可是法医秦明告诉我们，这种设置实在不科学，因为法医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判断死亡性质究竟是自杀或是意外或是他杀，因为这个判断很重要，会直接影响后续侦查程序。如果确定不是他杀，许多侦查就可以省去了，也直接节省了警力。可以说类似这种看似合理其实与现实违背的例子在我们写的推理中真的是不胜枚举。这不免让人有些丧气，毕竟自己辛苦想出来的那点儿小聪明很轻易就被推翻了，而且若是真的把法医警察写的那么厉害，那侦探的位置往哪里摆呢。可现实生活中本来就没有那种帮警察破案的侦探啊，破案靠的还是警察啊。既然侦探的出现就已经那么不写实了，出现笨蛋法医笨蛋刑警也无可厚非了吧，小说毕竟是小说嘛，我也很想这样安慰一下自己，但总觉得能最大限度尊重事实的作品才是好作品，尤其在推理谜题方面，如果本身就是不可行的手法，那还拿出来挑战读者就太不知趣了。其实人设不合理这种问题很好解决，比如根本不安排法医出场，就可以规避“法医不专业”这样的槽点了，可是在专业知识上的漏洞，还真没什么很好的办法来补足，毕竟作者不太可能去真的实践杀人或者其它一些机关啊。大概只能希望读者不要对作者脑洞太过吹毛求疵吧。但还是要说，在对待证据的态度上，我们应该更严谨一些。很多时候，写作为了增加推理难度，会把凶手包装的近乎滴水不漏，而最后揭晓真相的时候，不得不把一些其实很弱的条件强行扯为证据，这其实是不可取的。证据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对于这样的东西，我们应该像法医秦明那样，非要让它具有明确指向性和完美排他性不可。

  最后再补充一点缺点吧，作者文笔果然还是有待提高啊...

  如果我不是推理迷，不是对法医工作极度好奇，我可能不会追这系列的书...

  抛开案件，我会觉得这系列书里的每个人都好假好假...

• 没有合作的“合作”

  作者：维舟 发布时间：2019-05-15 10:15:32

  小时候看法国电影《老枪》，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时让我最感惊奇的是：主人公于连并不是以苦大仇深的形象登场的，虽然已经在德国占领下生活了两三年，但他们的生活并未被战争摧毁，甚至对德国侵略者也谈不上多少敌意。直到平静的生活一点点被打破，最后看到妻女惨死，才忍无可忍地拿起祖辈留下的老枪——而他复仇的动因之一，是想要证明自己比妻子倾慕的游击队员更具男子气概。

  这些对于当时习惯了“与侵略者势不两立”这一道德立场的我来说，是相当震撼的，它以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表明在战争这样极端的环境中，有着远比黑白分明更为复杂的面向。在《法国往事》中，犹太商人约瑟夫·乔诺维奇在战时既与德国人合作，又拉拢法国的亲纳粹分子，与此同时，却又大力支援抵抗运动。《老枪》的背景还是在战争后期德国节节败退之际，而在巴黎沦陷的第一天，许多巴黎人都称许德国兵极其礼貌，德·波内说“我听‘得体’这个词太多次，已经到了恶心的地步”。正如《巴黎烽火》一书中详尽描述的，法国人在被占领的五年里对德国侵略者的态度相当复杂暧昧，既有投身抵抗者，也有投机分子，但绝大多数人则在尽力求生的同时，尽可能地不予妥协。

  毫无疑问，在战后的岁月里，这段历史太让人尴尬，以至于人们很自然地想要尽可能地选择、掩盖乃至遗忘它。早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就不断提到“法兰西民族，尤其是它的领导人和统治阶级都是堕落的，应该为他们与纳粹德国合作的罪行受到惩罚”，但事实上法国在战后的清洗程序比许多西欧国家都要温和得多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宁可相信了“戴高乐神话”，即法国是自我抵抗、自我解放的。正如托尼·朱特在《未竟的往昔》中所证明的，那时几乎只有知识分子不断承受着这段历史记忆的反复折磨。直到1970年戴高乐去世，沉睡的记忆才逐渐浮出地表，1974年的电影《拉孔布·吕西安》，标志着“人人合作”的叙述取代了以往“人人抵抗”的官方说法。《老枪》在1975年上映并获得巨大成功，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只有此时，人们才能面对更为真实的历史，无须将男主角塑造成自始至终都在坚定抵抗的形象。

  这些当然绝不仅仅只是战时法国的现象，《审问欧洲》一书清楚地表明，在纳粹德国当时势力所及的几乎整个欧洲，都存在着对德国人的姑息纵容、乃至与之共谋的行径——事实上，纳粹军队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挺进，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潜在的对手不愿意放弃内斗去一致抵抗纳粹的威胁。当时只有波兰人和犹太人“没能在顺从、合作或抵抗中进行选择”，因为德国人根本没给他们任何进行合作的机会，因而他们不是抵抗就是死亡。当然，一如现在新揭露的历史（尤其是耶德瓦布内屠杀）已经证明的，甚至就算是这两大族群之间，也仍然无法团结对敌，波兰人在德国人的放纵之下自发地大肆迫害犹太邻居。书名“审问欧洲”本身就意味着这场空前残酷的战争对欧洲人带来的伦理考验和自我反省：有罪的并不仅仅只是纳粹，那些“好人”同样不能把自己标榜为“受害者”，进而遗忘自己与敌人的合作、对邻居的残酷，就逃避自省与忏悔。

  在那些年里，东欧的很多国家在战争拉锯中三番五次地被不同势力占领，当地人民也不得不一次次在顺从、抵抗与合作中做出选择。由于原先的稳定秩序已经荡然无存，这自然就助长了人们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地投机。别说是斗争更残酷的东欧，就算是在还相对平静的法国，也是如此。在1944年德国统治倒台前夕，很多合作分子就料到德国大势已去，已经在做准备，《法国往事》中那个三面下注的大亨乔诺维奇便直率地说：“风向在变，我能感觉得到，德国佬不可能永远留在这儿，你懂的。等德国人一走，某些‘勇敢’的人就开始活跃了，他们会觉得自由了，除了自由，也会觉得有点耻辱，他们会找人背黑锅，为这几年间遭遇的恐惧和贫苦买单。”在法国解放后，许多可疑分子竭力与抵抗组织扯上关系，一度到了荒诞的程度：有一个在夜间“清洗”战时叛徒的组织，最后却被发现其领导已经被捕，而且在占领期间曾是个“合作者”。毕竟，当德国人败局初现时，抵抗是不需要鼓励的，因为“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只有傻子和狂热分子才会留在德国阵营”。

  这些当然是在乱世中不难料想的情形，不过《审问欧洲》中提出了三个值得认真对待的观点：首先，沦陷国家的纳粹党虽然在战前和战时都很活跃，但德国人却无意让他们上台，一些合作分子试图建立“纳粹法国”并在此基础上与德国合作，但却遭希特勒断然拒绝，因为他绝不想在家门口出现一个与自己匹敌的纳粹政权，而只要听话、顺从的合作者，因而德国占领一地之后，都青睐任用经验丰富、保守的旧体制政客和顺从的官僚。其次，令人惊讶的是，虽然如此，纳粹德国对其“盟国政府”的控制却远没有那么强大，这些所谓的“傀儡”其实“没有一个是希特勒的傀儡。每个政府都有自己的意愿。希特勒的盟友可以自由决定是否追随德国的领导，或者追随到什么程度。当他们拒绝德国人的要求时，德国人往往也无能为力。”这一点已经被近年来许多深入研究证实，诸如波兰耶德瓦布内屠杀这样的事件中，其实是当地人自行采取了行动，并不能统统归罪于德国人。最后，纳粹德国的这些盟国常常都是“猪队友”，他们与其说是增强了德国的力量，倒不如说是拖累了德国。这意味着，所谓的“合作”只不过是站队和相互利用，其实很少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

  这倒不是为了给纳粹德国洗白，相反，恰恰可以让我们看到第三帝国以往常常被忽视一个致命弱点：由于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合作机制，它的每一步征服实际上是在消耗自己的力量。罗马当初能从一个小小的城邦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强，真正的秘诀就在于它的联盟体系，锻造了一个牢不可破的核心，在与萨宾人、伊特鲁里亚人、萨莫奈人等的一次次战争中，罗马人最终都化敌为友，甚至在汉尼拔的进攻下连遭惨败时，这些同盟都仍然不离不弃，因为他们取得了罗马公民权，完全自视为罗马的一分子；但在希特勒所构筑的种族主义秩序中，只有雅利安人种能享受特权，这当然无法激发那些被占领地区的人们发自内心地为它而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纳粹德国的仆从国要么是被迫，要么是投机地出于自身利益，又或者更常见，不是因为喜欢纳粹德国，而是因为反对它的敌人，尤其是苏联。

  大量的事例证明，纳粹德国的同盟体系复杂、模糊、混乱，很多盟友之间彼此敌对的程度极深，这使得它们很难进行有效的团结合作。书中不由地讥讽，就算是瑞典和瑞士这样的中立国，甚至都比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这样的正式盟友更有用。这并不只是因为战时的匆忙所导致的疏忽，因为希特勒在国内的统治结构也同样叠床架屋，他喜欢设置功能相似的机构，让它们彼此争斗但又都完全听命于自己。由于他想要的是听话、顺从的执行者，其结果势必无法得到平等基础上的强有力盟友；与此同时，纳粹德国竭力追求自身的利益而毫不顾惜地压榨仆从国，那势必使得他们也阴奉阳违，即便出于自保的目的也要尽力为自己考虑。最致命的是，由于其偏执的意识形态狂热，纳粹在东线战场无法赢得真诚的合作者，因为它虽然大肆宣传“解放”，但却根本不允许被占领地区实现独立，甚至连自治都不行，而只把当地人看作是奴隶劳动力。

  当然，不必讳言，二战时美苏英中四大同盟国之间也有各种勾心斗角，要不然丘吉尔也不会感叹“所有联盟的历史都是盟国互相抱怨的历史”，齐锡生对战时中美关系的著作甚至干脆题名为《剑拔弩张的盟友》；但无论如何，1941年8月英美就已在《大西洋宪章》中声言尊重各国人民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要求恢复被暴力剥夺的各国主权，并促成一切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最全面合作。无论是开辟第二战场的协同作战，还是德黑兰会议、开罗会议等彼此合作和战后秩序的安排，都可清楚地看出四大同盟国之间能更有效地进行合作。

  从这一角度来说，纳粹德国（以及日本）的战败都是咎由自取：无论是一个纳粹的“新秩序”，还是“大东亚共荣圈”，本质上都是排他而非平等开放的，这样一个政治体系归根结底都只对它们自身有利，在战争中更证明只是尽其所能地压榨其征服地区，甚至与之“合作”都往往无利可图。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最终只会不断地为自己制造敌人。由于缺乏道义上的号召力和唤起认同的力量，它只能依靠自己的武力来维持，但每一步向前，都为自己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因此势所必然地，在其力量达到巅峰之后，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地开始不断坍塌的进程，直至其彻底崩溃。

  *已刊2019-04-12《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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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勘误：

  前言xv：奥匈帝国军队由来自11国的军人组成，我相信，军官们也来自11个国家：这里nation应是“民族”

  p.91：“我们有一个上将。”“那你们有一支舰队。”按，应是“海军上将”，当时匈牙利统治者霍尔蒂的军衔是海军上将，故此接下去才问“那你们有一支舰队”；霍尔蒂的军衔是奥匈帝国时期所获，一战后匈牙利独立建国，失去了海岸线，再无舰队，但其军衔不变

  p.115：地图上“土尔其”：土耳其

  p.200：德国专家坚持认为，在战时和战后，自主逃亡也好，被驱离也好，多达1300万德国平民从爱沙尼亚北部流亡到了南斯拉夫南部和保加利亚边境。按，这里原文似应指：从爱沙尼亚北部到巴尔干这么广阔的地理范围内，共有1300万日耳曼平民被迫流亡，这些人是德裔，但国籍未必是德国